三、利他济世与成贤成圣相比

　　太虚提倡的人间佛教，是要抛弃佛教界已存在的注重死后、追求来世福报的旧观念，从而转向积极参与现世社会和人生的建设与改造，要努力在现前的世界中实现人间的净土。他认为现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依报世界，任何人包括出家人也不能与社会分离。他说：“凡人没有能离开社会者，即令遁迹深山，自耕自食，亦不能说是离开社会，和尚之出家，亦只是出‘出家’，只是离开社会中之一种组织，而不是离开社会，如真无社会，则虽有山而不能入，有地亦不能耕，更亦无庙可住。”（《全书》第50册第335页）既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依赖这个社会，我们就不能光从中索取，而要知道奉献。佛法并非教人隐遁清闲享受不做事的，相反，佛教非常主张人要对国家、社会知恩报恩。知恩报恩的伦理，也是佛教所要求的做人的基本道德。故此，太虚用儒家的“孝道”、“仁爱之德”等思想详细地阐述了佛教的报恩伦理。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父母恩，以人类的生存，比其他动物来得艰难。譬如一个小孩子， ......须由十余年的教养。故一个人的成长，须由父母费去很大的辛苦努力。所以佛教教人第一要知父母恩，报答父母恩，亦即世间所谓之孝道是也。二报社会恩，以人类生活上衣、食、住、行的需要，不但是依赖现代的社会人群，且有藉于前辈遗留下来的业绩。故我们一日的生存，皆赖上至千古，下至全球的力量供给，故须知报社会恩，即众生恩， ......才有所谓仁爱之德也。三报国家恩，因为我们虽由父母的生育，社会的扶助，但倘有天灾，猛兽的侵害，或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等等欺压， ......就要有国家的组织，以有秩序的协力，保障全国人民的安全， ......故应知报国家的恩，人人爱国；四报圣教恩，因以上三义，犹不过做一个庸庸以生、碌碌以死的平常人，而未有导人生向上改善，发达无穷的不朽精神，犹未免要与草木同腐。因此，对于古今中外贤圣的教化，应知有使人类精神向上的恩德，而各种圣贤圣教化中，即有佛教， ......由此我们乃生起信仰崇敬的心来，以知恩报恩，即为成人的道德行为，亦即为佛教切近人生实行的道德。”（《全书》第47册第431页）这样，太虚就把儒家思想的“孝道”、“仁爱之德”等与佛教的报恩理论结合起来，且相融合了。

　　太虚认为，佛教所讲的菩萨的行为，“首先是不存心自私自利，能牺牲自己，为社会服务，替公众谋幸福”。这种精神，与儒家的成贤成圣的理念也是相通的。他说：“所谓菩萨行，即六度行：第一，布施：如金钱、生命，全都可贡献国家民族，及为世界人类乃至宇宙一切众生而牺牲。我国古代的伊尹，被称为‘圣之仁者’，谓如一民未免饥溺，如已罹于沟壑，就是菩萨行的第一行。第二，持戒：将不应做的事不去做，应做的事业行起来，这是圣贤行为，与普通豪杰行为不同。因为豪杰所做的事业，未必尽是善的，而圣贤所做的无往而不是善。所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也’。也即是夷、齐的‘圣之清者’。第三，忍辱：这并不是含冤受辱，而是一种宽容大度。从大觉大悟的胸襟， ......为大众谋利益，或有人不谅解，应以精诚感服， ......丝毫不动于心，由此得到其心悦诚服。就是孟子所谓柳下惠的‘圣之和者’。第四，精进：这是精纯无杂的进行不息。认定真理，即孜孜不倦，为正义和大众利益去进行，无论遇到怎样大的困难，都能克服而不为所阻。古代禹王治水，三遇其门而不入， ......这就是菩萨的精进行。第五，禅定：不限静坐。《大学》中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又如颜回‘三月不违仁’，都是定的修养。第六，智慧：对事理要有头绪，并有明确的经验，然后方少有错误。有此大智大慧，就成为人哲，像孔子、孟子，都是有超人的智慧，所做事业才没有不好的”（《全书》第42册第713页）。在上述菩萨的“六度”行中，太虚从儒家古代的一些圣贤之中找出他们的代表人物，来说明在古代儒家就有圣贤在修菩萨行了，菩萨行就是我们古圣先贤们的道德综合。太虚认为如果把佛教的这种菩萨行，再与儒家的“礼、义、廉、耻”结合起来，合而为一，贯彻到个人、家庭、社会和整个民族，则国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会有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