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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禅与佛教自觉——李四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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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天主教召开“梵二会议”、主张宗教对话,当时,西方的天主教徒开始酝酿如何能把禅与灵修相结合。1971年,耶稣会士乔史顿(william Johnston)发表专著《基督禅:冥想之道》,这部像是作者内心独自的著作,首次提出“基督禅”(christianZen)的说法。时至今日,这个说法已有近40年的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禅修方法,基督禅是为基督徒而设,并不是让他们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而是要让他们多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信仰方式,强化他们对天主、上帝的领悟。

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佛教并不热心传教,甚至有些“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味道。然而到了欧美国家,从铃木大拙(1870一1966)开始,佛教一反常态,积极弘法。“基督禅”的出现,一方面是天主教徒主动学习禅法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佛教主动弘法的结果。特别是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佛教与基督教一起探讨现代社会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进行有意识的宗教对话,促成了当前西方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缘此着手“本土化”的实践,在西方国家兴寺造像,涌现了一批“洋和尚”,开办禅修中心,参禅传法。

本文在解释何谓“基督禅”之余,试图说明:“基督禅”的出现,刺激了欧美国家的“佛教自觉”,也就是佛教在现代社会的主体意识,表现为现代僧团的弘法主动性,以及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本土化实践。

一、“援佛入耶”的新尝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有不少参与翻译佛经、以英文介绍中国佛教。譬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 d,1845—1919),这位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在杨文会(1837一1911)的建议下,英译《大乘起信论》。两人最初的合作很愉快,但是,李提摩太更关心的是如何以基督教的思想来诠释《起信论》,这引起了杨文会的不满。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无法容忍在佛教里掺杂基督教的因素。李提摩太的心态,是想以基督教包容佛教。这种“援佛入耶”的方式,与唐代景教借佛教推广天主教的传播策略有所不同,但是最终也没有成功。

时过境迁。“二战”以后到日本的传教士,因与日本禅师交往密切,耳濡目染,切磋禅法,提出了“基督禅”的构想。这个设想,很快得到了日本及欧美佛教界的认同。乔史顿1925年生于北爱尔兰,1951年加入耶稣会到日本传教。在日传教20年,缘此写出自己的心得《基督禅》。他在书里说,长年的坐禅,或与禅师的玄谈,深化了他的基督信仰。

“基督禅”的确切说法,应是“基督徒的禅”,也就是借用“禅法”服务于基督徒的灵修。禅并不只属于佛教,基督教亦可有自己的禅法。乔史顿说,基督教可以在东方禅师的帮助下挖掘与发展自己的禅法。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人类中心主义,禅修的目的是要关注或反思个人(自我)的意义与存在,而在犹太一基督教传统里,“冥想”须以“上帝”为取向。乔史顿认为,基督教若要适应现代人的需求,灵修的方式应当借鉴以“个人”为中心的佛教禅法,从而有必要发展属于基督教的禅,即“基督禅”。这与当年的李提摩太不同,乔史顿的“援佛入耶”并非是要包容或取代佛教,而是想用佛教推动基督宗教晌现代发展。

1965年10月,天主教“梵二会议”发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正式承认其他宗教的思想与社会文化价值,整个基督教世界有意推动普世性的宗教对话。1962年11月18日,罗马教皇在他的图书馆里接见了28位日本禅师,并说,罗马天主教与佛教都是为了和平,改善人类,荣耀上帝。葛兰汉(Dora Graham)在他的序言里特意提到此事,表明他在1963年发表的这部《禅的天主教》,确实是在呼应一种时代的需求。乔史顿1971年发表的《基督禅》,直接探讨属于基督教的禅修方法;拉萨尔(H.M.Lassal le)在1974年发表《基督徒的禅观》,亦是专门解释“基督禅”。此后涉及“基督禅”的文章或专著,频频问世。最近的十多年里,肯尼迪(Robert E.Kennedy)出版《禅的精神、基督的精神:禅在基督徒生活里的地位》,试图说明成为天主教徒的新方法;2003年鲍威尔(Robert Powell)还出版小册子《基督禅:耶稣基督的基本教义》,借用佛教“不二”的思想,强调“教会”与“天国”的一致性,只是这种“一致性”、“无分别”受到了世人的漠视。在他看来,禅修所要觉悟的对象,亦是要与“真实自我”达到无分别的境界,而基督体现了“真实自我的完整性”(Oneness of the real Self)。

这些信仰基督的西方人,关注佛教禅修的目的,并不是要背离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们或是为了发展现代基督教,或是想给佛教徒传播基督福音,这些神职人员,特别关心“基督徒如何坐禅修观?”甚至还有天主教神父或新教牧师,主动创办“静修中心”,推动坐禅式默观。他们对东方的瑜伽、坐禅、静坐等很感兴趣,建议在祈祷时吸收坐禅观想的方法。他们认为,禅观的修持可以强化他们的祈祷生活,有助于灵性的成长。乔史顿的《基督禅》与《爱的内在之眼》,1990年被合为一部著作,题为《天主教会我们祈祷》,点出了基督教借鉴禅修方法的用意所在。

佛教的禅法,至少能在两个环节有助于基督教的灵修。首先是能为基督徒舒缓生活的压力,调适身心。现实生活与宗教观念,经常会有一定的冲突,而佛教主张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一致不二,禅宗向来是把日常生活作为修行的道场,语默动静、坐卧行走,皆不离禅,达到现实与理想的无分别境界。所以,禅修能改善祈祷者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释放祈祷者的内心压力。

第二方面,这是“基督禅”的最根本之处:基督徒借用佛教的“止观”、“数息”等禅法,形成基督教的“默观”方法,充实基督教原有的“默祷”。禅修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身”、“调息”、“调心”,从而“入定”,进行“止观”。止是止息散念,断除烦恼,净化内心;观是观想一处,证入清净。禅的原义是“静虑”,并非局限于佛教。但是,禅在佛教里,就是“止观”两字,代表了佛教两种最基本的禅法。基督禅的主要内容,是运用“数息”的方法达到止观的禅境,观想天主,能在心灵深处见到天主,与天主结合为一,顿悟“天主是爱”。1995年克利福特(Patricia H.Clifford)出版的《静坐:与基督禅相遇》,解释了如何能在打坐时感悟上帝。

就“禅”的最高境界而言,修禅者要超越自我,体悟“无我”、“无相”。若能体验到“无相”的真实自我,这种体验类似于基督徒对上帝的经验。所不同的是,禅宗的顿悟是靠自己的智慧,所谓“自性自度”,而基督徒的体悟全靠上帝的恩典。如果能以这样的禅法去向上帝祈祷,也就是富有禅意的祈祷,基督徒就可成为“无相的祈祷者”(Imageless prayer),放下自我,全身心地去感悟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