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铃木之后，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人，久松真一、西谷启治（1900—1990）都在他们的谈话、著作里提及艾克哈特这位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就在乔史顿发表《基督禅》前一年，1970年他发表了《宁静之点：反思禅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这个书名，表示了他要清理铃木大拙的精神遗产，呼唤一种新时期的神秘主义。后来他出的自传，亦被称为《神秘之旅》（Mystical Journey）。祈祷或灵修时的灵魂慰解，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这在佛教看来，上帝的恩典属于一种外力拯救。禅宗发展到后来，明清以来，最主流的思想是“禅净双修”。“念佛”即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同时观想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这是佛教所谓的“他力信仰”。基督禅的观想方式，更像是一种“禅净双修”。

然而，铃木大拙把“禅”说成是神秘主义，这种观点并不能说服所有的人。特别是铃木总把禅说成是“超逻辑”、“非理性”，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受到日本学者的鼓动，开始关注日本曹洞宗的开祖道元（1200—1253）禅师。临济宗与曹洞宗的宗风确有差异，临济宗素来喜欢“机锋棒喝”，曹洞宗则是“冷峻不露”。因此，与I临济禅的神秘主义不同，道元被塑造成理性的思想家或神秘的现实主义者。阿部正雄把他与欧洲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相媲美，傅伟勋赞叹他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把他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到90年代，杜默林在评述“基督教与禅观”时，引述了道元“只管打坐”的理论。这位日本开祖很擅长总结，他的《普劝坐禅仪》被译成英文出版，竟为“基督禅”提供了更具体的坐禅方法。

道元的禅法，扩展了西方对禅的认识。在铃木所说的临济禅以外，西方发现了曹洞禅。相应地，禅的神秘主义色彩，得到了一定的消除。其实到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禅”的认识与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禅宗，而是覆盖了中日韩三国佛教所有的禅修传统，尽管中国的禅宗一直最受关注。不过，70年代初明确提出的“基督禅”，并不重视理性主义的道元禅，主要关心禅的神秘主义色彩。

无论是以神秘主义形容临济禅，还是以理性主义描述曹洞禅，它们都为佛教与基督教的会通架设了桥梁。铃木大拙等东方禅师的弘法，是“佛基会通”这座桥梁的一端；西方天主教徒所提的“基督禅”，则是这座桥梁的另一端。基督禅的出现，让佛教界意识到宗教对话的重要性。宗教间相互的沟通与学习，有助于佛教在西方的弘法实践。这种现代社会的“佛教自觉”，推动了佛教在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进程。

四、宗教对话的倡导

主张“基督禅”的社区，通常同时欢迎天主教徒、新教徒，甚至还有犹太教徒、无神论者等。有的禅师借用“茶禅一味”的典故，对那些西方人说：不管我们把自己说成是佛教徒、基督徒，还是什么其他的宗教徒，我们现在请喝同一杯茶；我们不要多想，现在要的是静下心来。禅修需要的是“活在当下”、“用心体验”，而不是要用语言去说明修禅的终极意义。

基督禅所表现的佛教与基督教关系，是友善型的。但在铃木大拙，佛教在西方的弘法，主要是为了彰显禅的优越性。他以神秘主义作为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契机，阐发佛教的根本思想——无我、空性。西谷启治，这位曾经聆听海德格尔上课的日本思想家，想用佛教的“空”去超克西方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困境。在他的心目中，东方文化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未来方向。这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宗教对话，现代的学者称之为“反转的东方主义”，即以东方文化为中心，对西方文明持有一种浪漫的想象。

到了阿部正雄，京都学派的第三代学者，主要从事宗教的对话，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里，寻求禅宗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阿部正雄到了美国以后，他以佛基对话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学术工作，享誉欧美学术界。1998年，在他80岁生日之际，美国出版一部颂寿文集《阿部正雄：禅的对话生活》，全面介绍了他从日本到西方展开佛基对话的经过与思想。这位长年在西方生活的日本学者，希望对话本身能对佛教与基督教双方有益，从而帮助佛教徒与基督教都能成功应付现代社会虚无主义的侵蚀。

20世纪的宗教学，宗教对话是其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在基督宗教的主流文化里探索宗教对话的理论与实践。而在佛基对话方面，北美自80年代以来，已有丰硕的成果可资借鉴。1987年美国成立“佛教一基督教研究会”（Society for·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几乎每年要开年会。讨论的议题，往往是当前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譬如，2000年第六届年会的主题是“佛教、基督教与全球治疗”，内容包括：消费主义、全球伦理、冥想实践、环保、人权与社会正义、身心治疗、社会性别、经济压迫、种族压迫、抵制暴力、宗教仪式、文化、艺术、文学、媒体、科技等。我们从中已经看不到佛教与基督教互争高低的影子，而是共同探讨现代社会的治理与建设。

有了这样的研究议题，禅师的重任之一，是要把原本位于西方社会边缘的禅，推向西方社会的中心，使之成为一种参与社会的佛教，即“参与佛教”。这种佛教积极参加社会福祉的增进，热心慈善事业，改变了佛教作为一种出世宗教的传统形象。卡普洛（Philip Kapleau，1913—2004）是一位本土化了的美国禅师，他在《融会东西方的禅》（Zen:merging of East and West，1989）里告诉西方的禅修者，在修禅的同时，还要成为一个好的犹太教徒或天主教徒，禅修并未遁世，亦要有助于社会。他只想让现在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徒先去修禅，不要急于让他们改宗。禅在西方社会的作用，首先是要辅助于社会的治理与人心的陶冶。惟其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东西方的融合”。

传统宗教与现实处境的关联，并不一定是完美和谐的，有时很有可能会互相冲突。基督教、佛教如何处理他们与现代处境的关系，基督徒、佛教徒的经验应如何介入、诠释现代的处境与经验，这对双方来讲都是莫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重要的已不是佛教与基督教的优劣比较，而是如何共同面对现代世俗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塑造人生的意义、价值与生活目标。理想的宗教对话，好像进行一场真诚的谈话，最终并不是要克服对方，而是要使双方接纳对方。禅宗乃至佛教，要想在西方社会长久传播，势必要有一番新的诠释，方能达到宗教对话的目的，从而融入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

在这场宗教对话里，佛教为基督教提供了一套新的灵修方法，基督宗教则是激发了佛教的入世精神，形成所谓的“参与佛教”。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佛教自觉，常以宗教对话为沟通手段，积极参与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