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禅的本土化实践

当前西方佛教最活跃的地区是在美国，60年代是美国佛教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时期。据《大英百科全书》的统计，截止2005年，美国人口3亿，佛教徒272万，约占总人口的0.9％。美国佛教徒在1900年约有3万人，没有什么统计的意义；但到1970年佛教徒人数跃增到20万人，其比例为0.1％，实现零的突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此后每年以8万多人的增幅递增，到1990年佛教徒的比例已达到0.7％。

美国佛教到1970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与“基督禅”的出现时间基本一致，两者之间应有一定的关联。基督禅，是东方禅师向西方传法、西方天主教徒主动学习的结果，因缘和合，水到渠成。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佛教界在西方弘法的重要理念，推进了佛教在欧美国家的本土化进程。伴随着大批禅修中心的出现，西方社会涌现了一批欧裔禅师，他们写的禅学心得，有些极为畅销，一版再版。

1893年芝加哥召开著名的“世界宗教大会”，日本的宗演（1859—1919）禅师与斯里兰卡的佛教青年达摩波罗（Dharmapala，1864—1933），作为全球佛教代表与会，发言介绍禅宗的思想。宗演，因此被誉为“美国禅开祖”。当时的随从，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铃木大拙。铃木从1897年到1909年，一直在美国工作，为他后来的弘法奠定基础。到20年代，铃木的名字在西方世界已与东方的禅宗联为一体。他对西方的深远影响，不仅是他的临济禅解读，还因为他向西方介绍了基本的禅修方法。早在30年代，铃木出版《禅师修行》（Training of the．Zen Monk）、《禅宗手册》（Manuai of Zen Buddhism）等书，把禅师日常需要掌握的偈颂、经典文字、公案故事汇编成册。这些英文的禅籍，推动了禅在西方的实践，从此就有一批一批的西方人到日本学禅，其中既有传教士，也有宗教学者。

20世纪上半叶弘法的结果是，“禅”在60年代的美国，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禅”已经走出知识精英的小圈子，开始在西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铃木所介绍的临济禅，成了美国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面旗帜。他们提出了一种“棒打禅”（BeatZen），作为当时嬉皮士（Hippies）文化的组成部分。50年代开始，旧金山、洛杉卫、纽约的艺术家群体刮起了一股“颓废”之风，这批青年自称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或“垮掉青年”（Beatniks，又译“避世青年”）。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垮掉”，而是一批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抱有怨气的“愤青”，崇尚无政府主义。他们中间有一批人成了禅宗的信徒，这些厌恶战争、鄙视消费的美国青年，在神秘莫测的“禅”里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看似悖谬的禅宗公案实际上是对习惯思维与理性思考的反动。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禅宗学者沃斯（Alan watts，1915一1973）发表著作《棒打禅、方正禅与禅》，而他被认为是美国继铃木大拙之后弘扬禅法最有力的一位。

先后陷入“韩战”、“越战”的美国，1965年颁布“移民法案”，引发亚裔移居美国的浪潮。这是美国佛教在60年代得以急剧发展的直接原因，到1970年几乎已经包容了世界上所有的佛教修行传统。日本佛教、中国佛教在美国的传播，这时也有很快的发展。铃木大拙从1950年到1958年重回美国，在大学与城市间频繁讲演。日本禅师建立的道场，此时声誉雀起。譬如，铃木俊隆（Shuntyu Suzuki，1904—1971）的“旧金山禅修中心”（San Francisco Zen enter）、前角博雄（Hakuyu Maezumi，1937—1995）的“洛杉矶禅修中心”（Zen Centerof Los Angeles）。特别是前角博雄，被认为是继铃木大拙之后对美国佛教影响最大的日本禅师。中国禅宗在美国的弘法，首先要数宣化上人。这位虚云老和尚的弟子，是沩仰宗第九代接法人。1959年他到美国成立“中美佛教总会”（Sino—American Buddhist Association），后来改名“美国法界佛教总会”，现有万佛城等著名的道场。70年代以后，台湾的大和尚陆续前去弘法。1976年星云大师组团访问美国，1988年在美国建成“西来寺”，被誉为“西半球第一大寺”。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美国约有125家华人佛教组织，半数以上是在加州，约有五分之一是在纽约。

所有这些东方禅师的道场，要想在欧美国家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前提是“本土化”。基督禅，是众多本土化策略里的一项重要方法。越南裔的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主要在法国生活与弘法，现在经常到美国活动，他的著作风靡欧美，在一般书店都能找到，其影响力不亚于当年的铃木大拙。他的《生生基督世世佛》。出版以后极受欢迎，是西方许多禅修中心的推荐读物。

欧美现在有一批能够著书立说的西方禅师，他们多半先向日本禅师学习坐禅，绝大多数还去过日本禅寺体验生活，然后回到西方开设禅修中心，授徒传法。有些禅修中心现在已成规模，在西方社会很有声誉，譬如卡普洛的“罗彻斯特禅修中心”（Rochester Zen tenter）。这家中心是他1966年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创办的，成员已经遍布北美，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乃到欧洲国家；它的分支机构甚至开到了瑞典、芬兰、新西兰。西方禅师兴办的禅修中心，通常主要是直接面向西方人，弘法对象绝大部分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的弘法，必须能沟通禅与西方的宗教与文化。卡普洛在日本拜过三位禅师，1965年剃度出家。他的著述丰富，尤以《禅门三柱》（Three Pillars 0f Zen）、《融会东西方的禅》在英文世界最为著名。美国还有一批本土的禅师，譬如1989年出版的《禅在美国：五位禅师与美国佛教的追求》，介绍了艾肯（Robert Aitken）、孔威廉（Jakusho Kwong）、格拉斯曼（Bernard Glassman）、斯图亚特（Maurine stuart）、贝克（Richard Baker）等在美国传法的事迹。

今天，打坐修禅在美国青年当中已经失去了反叛的意味，渐渐成为他们的一项生活习惯，美国的不少大学生乐此不疲。当然，相对于西方的主流文化，能坚持禅修的学生并不多见，绝大部分还是亚裔或新移民，欧美本土的学生很少。

结语

佛教在欧美的未来发展，本土化是唯一的出路。“基督禅”是禅宗与基督教深层对话、相互融合的产物。这个理念的提出，推动了欧美国家的佛教自觉，宗教对话成为全球化时代佛教传播的基本方法。基督禅，这是一首神父、牧师与禅师共同演奏的交响乐，融合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禅”在西方人的心目里，除了一如既往的神秘色彩，现在平添了一份生活气息。禅在西方社会，已经不再遥远；佛教也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进入西方社会，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