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术战争》情节

　　1、善恶世界在宇宙诞生后就有了区别，善恶世界之间生有海英宝达神树，但此树本属于善神所看护。该树生有十二种枝叶果实，象征宇宙的过去、现在、未来。

　　2、最初的善恶世界互不侵扰，但黑暗世界察觉到光明世界的光，因为术族的老鼠从山上打洞，使光明透到黑暗世界。

　　3、战争的结果是东族取胜，将术族首领美令术主尸体瓜分，从此善恶分明，是非清楚。

摩尼教神话情节

　　1、黑暗与光明世界产生后，各有不同的宇宙树，即光明活树和黑暗死树，光明活树花果繁盛，有三根树干，象征三个时代和光明王国的三个方向。

　　2、最初光明与黑暗互不侵扰，但黑暗觉查到光明，于是对光明进行挑衅。

　　3、战争结果，暗魔被打败，其尸体被用来创造天空大地和日月星辰等。人类之祖乃是魔鬼交合后，由惠明使对魔进行启发，按照明使的形象生出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

《叶岸战争》情节

　　1、神的世界叫（叶），魔的世界叫（岸），在两个世界间有分界线，神的世界有各种药物和花果，魔的世界则生长毒药和有毒的植物。神魔交界处生长有一棵奇特的树，叶片是丝绸，果实是黄金、珠宝。善神看护着此树。

　　2、最初只有天，然后产生地，由此出现两种神灵地对立，他们有彼此的分界线，但一天一位恰神来到此地，从这棵树中看到即将发生的善恶之战，便派具有占卜能力的绵羊来作为中介。

　　3、战争以神灵获胜为结束，魔王被俘获，各种占卜羊毛从此产生，各种解毒药出现，净化仪式以及世界的规范、准则也得到确立。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摩尼教在阐述这场大战时，专门提出一种呼唤的概念，说一切善神均由召唤而来，不招呼时仿佛不存在。由此特别提出一对神，即呼唤神与应答神，在该宗教神话中，呼、应二神分别象征大明尊对于光明分子的挂念和光明分子对于大明尊的向往。摩尼教这种以声音为神的观念在苯教与东巴教中也存在，比如前面我们所列介绍的这两个宗教的宇宙论中，我们能看到苯教神话在叙述创世过程时，声音被视为是宇宙运动的基本动力；而东巴教神话则专门提到好声好气的呼唤者，认为这是善神阿古英格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世界各类原始宗教和民族宗教中，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强调呼唤作为一种神灵对于宇宙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的宗教意识似乎并不普遍。当然，许多宗教都对咒语这一类语音十分重视，但这些宗教并没有发展出将咒语本身当作神灵来看待的观念。只有摩尼教在这方面较为突出，呼应神应该算作摩尼教的一种特色。

　　总的来说，藏族的苯教与纳西族的东巴教都具有二元论思想，过去一些学者们根据这两个宗教因为存在善恶神共同产生这样的神话而认为其受拜火教的影响很大，至于摩尼教一般没人提及。但通过一些细节上的比较，我们发现苯教与东巴教的二元论思想中摩尼教的因素更多一些。这种情况也与历史事实可以相契合。从这两个民族尤其是藏族在历史上可能接触的外来宗教方面看，事实上在吐蕃王朝以及以后的一段时期，吐蕃人对于摩尼教的接触机会要比对于拜火教接触的机会更多。理由是：第一，吐蕃王朝全盛时期，其曾经占领敦煌以及西域四镇长达ioo余年，我们都知道，在8世纪以后，西域一些民族如粟特人、回鹘人主要信仰摩尼教，尤其是回鹘，摩尼教基本就是该国的国教。据林悟殊先生考证，粟特人早在3世纪于阿姆河故土（萨玛尔汗）就已受波斯摩尼教的影响，大量民众信仰该教，后这些摩尼教徒因受拜火教徒的迫害而迁入回鹘，他们在中国史书中被记载为“昭武九姓”或“九姓胡”。在8世纪时，在牟羽可汗的支持下，摩尼教成为回鹘的国教。840年回鹘国灭亡，但摩尼教在回鹘人中间仍然存在将近400年，高昌等地是摩尼教活动的中心。［17］史料记载吐蕃自唐龙朔二年（662年）就占有安西四镇，直到咸通七年（866年），整个西域在100多年时间里一直为其所控制，这期间吐蕃又占领沙、瓜诸州约67年（自建中二年到大中二年，781～848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摩尼教又在西域流行，吐蕃人必然会接触摩尼教徒。在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文书中，就有一些手卷属于摩尼教的文献，比如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残经一》、《摩尼教残经二》、《下部赞》等几部汉文摩尼教经典，还有斯坦因发现的用突厥如尼文体写成的《摩尼教忏悔文》、摩尼教“秘经”小书等。［18］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摩尼教的观点影响到吐蕃应是不难想象的。第二，就历史事实而言，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佛教、摩尼教、景教、道教等并没有受到怎样的打击，正如国外一些研究者所判断的，在亚洲腹地，这些宗教虽然统治者对之各有取舍，它们彼此间也有激烈的竞争，但同时又能够共容共存。吐鲁番一些遗址中就常常可以见到摩尼教、佛教、景教的经书同时存在，敦煌藏经洞也是如此。而且，像摩尼教这类外来宗教为了能在当地生存，也采取本地化的策略，使其能够容易接受，比如敦煌发现的汉文摩尼经中就已经有大量的佛教术语，这种变异现象说明该教在面对佛教徒人多势众的情形下，或者被迫或者主动的采取相应对策，以求获得信众。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苯教徒肯定也在敦煌和西域有活动，因为根据在新疆发现的吐蕃文书简牍的一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吐蕃军队中就有随军的苯教巫师，他们甚至在军中还拥有相应的地位和固定的军职。另外，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整个吐蕃王朝统治者对于佛教与苯教的支持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是非此即彼的，反而常常对这两个宗教兼容并蓄，二者谁在政治舞台上占上风，那要看谁的信徒是实权派。所以，在敦煌的藏文文书中我们同时也见到了大量的苯教文献，根据为数不多的一些学者对这些苯教文献的研究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苯教仪轨故事中。所传递的有关善恶对立、生死对立的二元观念即极其类似摩尼教的说法，而敦煌苯教文献所大量充斥的“吉祥时代”、“灾难时代”、“回归时代”又不得不使我们联想到摩尼教的“三际”理论，至于诸如“一只白鹿，又在神路上逃跑了；一只黑鹿，又在魔路上逃跑了……”“有两只苍鹰，白色得胸脯与黑色得胸脯……”。［20］这一类描述语句所透露的内在逻辑自然不需要我们再做怎样的提示就能明白其与二元论该具有怎样的关系。［21］第三，现今一些学者（最先是法国学者石泰安）在收录于《西藏大藏经》（丹珠尔）中的一部叫《正量论》的简写本中已经发现一些摩尼教传入吐蕃的证据，据研究，这篇佛教论文主要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叙述其对佛教的信仰以及将佛教奉为国教的历史，其中提到吐蕃要排斥来自“波斯”的传教师，即所谓大帕登师的摩尼教。在这部佛教论文中，摩尼教的藏文拼写是。我们需要注意——在这里“波斯”藏文拼写为与传统的不同，石泰安认为这是受汉地的“波斯”一词的影响，日本学者森安孝夫认为该词更可能与粟特语的p' rsyk一词有关，应该是直接对粟特语的音译，不过中亚的影响应该大一些。［22］从辞源学的角度说，藏文的拼写虽然与当时汉文资料对摩尼教的通常称呼“末摩尼”是一致的，但汉文“末摩尼”也是来自中亚粟特语中对摩尼教的称谓，即m'rm'ny。由于这位传教入吐蕃的摩尼教大师大帕登现在还不清楚他究竟是何方人士，但从名称上看，实非中原人士，所以这次摩尼教进入吐蕃与西域及中亚是有直接关系的。［23］另，据森安孝夫介绍，在克什米尔高原的古代属于拉达克（吐蕃古格王国属地）的阿尔齐一带的宗教壁画中，也可见到具有摩尼教因素的一些绘画和图案。拉达克是吐蕃与中亚吐火罗斯坦及索格底亚那连接的重要通道，一直到近现代，西藏的传统对外贸易中，经西藏阿里到克什米尔然后进入印度或中亚地区仍然是沿着这条早就存在的交通商道进行的。在拉达克地区，从5世纪到12世纪，外来宗教徒可以说在此活动频繁，最先的时期即5～6世纪拜火教徒来到此地，留下了许多用粟特语写的铭文（比如在达列尔以南、吉拉斯西部的托尔就有200余处铭文）；6世纪以后，摩尼教与景教徒在此地有了活动，他们也留下不少用粟特文、库车语文、藏文拼写的铭文和绘画。［24］很显然，这些西方宗教的信徒渴望到青藏高原的腹地去传播他们的宗教，其传教活动不管成功与否，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宗教的因素和某些思想观念必然会进入到当地的文化中，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文化的传播从来不是单一的，最初的目的与最终的结果也从来不会达成完全的一致，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不一致中得以完成。自然，对于摩尼教与苯教、苯教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中的共同的二元论思想，我们也可以这种眼光来作出适当的判断。［责任编辑　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