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这种美善统一、以善为主的观念，影响到美的创造，就不再像道家那样对美的事物采取否定的态度，而是主张以美的形式来承载善的内容，从而形成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原则，主张内容与形式统一、以内容为主。孔子说：“仁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注：《论语》八佾。）就是说如果失去仁的内容，乐即艺术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的这种思想，尤其体现在提出的“文质彬彬”的命题中，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论语》雍也。）这里的质即内在道德品质，而文则是指外在的文饰即形式。这是针对一个人的修养而言的，但以此来说明美的事物或艺术创作也是合适的，即要求内容与形式统一，也就是美善统一。与以上的思想相适应，孔子对艺术的功能要求，也强调不仅要给人以美感，还要给人以教益，即要引人向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注：《论语》阳货。）这里的兴为“感发志意”（朱熹注），观为“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或“考见得失”（朱熹注），群即使人团结，保持群体的和谐，怨则为“怨刺上政”（孔安国注）。如果说兴接近美感作用，观接近认识作用，而群和怨则更接近政治作用，与善的作用是相近的。至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更是善的主要内容了。可以说，在孔子看来，文艺的主要功能就是善。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儒家学派虽然不否定真、美，但却更着重善，真和美都附丽于善，是善的体现。如果离开善，真和美也就都成了没有灵魂的东西，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佛家主美

　　 人们看到道家主真、儒家主善的论题并不会感到突兀就会接受，但在看到佛家主美的论题时就不易接受了。因为佛家很少谈到美，美与发展人的生命能力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佛教却压抑现实的人的生命；美要求人在对现实的欣赏中获得审美快乐，而佛教却从根本上否认现实美，要人们远离世俗的喜乐，更不要说对现实美的欣赏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说佛家主美呢？
　　 首先，佛教虽然否定现实美，但却追寻一种理想美。在佛家看来，现实的一切都是一种假象，人在现实中生活只会有苦难感，而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如果有也是一种执着、迷误。它把人的苦分为八种，即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由此而把人间描绘成茫茫苦海。如何脱离这苦海呢？就是要修炼，从而超升到天国去。那里的世界如《法华经》所描写：“佛放白毫一光，即见东方五百万亿那由它恒河沙等国土诸佛，彼佛国土，皆以玻璃为地，宝树、宝衣以为庄严，无数千万亿菩萨充满其中，遍张宝幔，宝网罗上。……南、西、北方，四维上下，白毫相光所照之处，亦复如此。”这里既写出了佛国之多，也写出了佛国之美。而对于佛国的美的具体描写，则莫过于《无量寿经》对西方极乐世界的描写了：“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莹如镜，照彻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踰十方一切世界。”“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唯一宝成，不杂余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又众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我们引述这许多文字，旨在说明，佛家并不否认美，只是否认世俗的美，而企慕天上佛国的理想美。在这样的理想国中，一切都是美的，一切都尽如人意，而这也正是佛家所追寻的最高目标和最终归宿。
　　 其次，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佛教压抑人的现实的生命，正是为了实现人的理想的生命。而无论是压抑人的现实生命，还是实现人的理想生命，都体现在戒、定、慧这三学之中，而这三学也正是佛教最核心的思想。佛教戒律确实是限制人的世俗生命能力发展的。但它却并非到此为止，而是要人由戒而定，由定而慧。定慧是不可分离的。慧能说：“定是慧之体，慧是定之用。”（注：《坛经•定慧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法华经》曾对佛的智慧加以描述：“如来观知一切诸法之归趣，亦知一切众生深心所行，通达无碍。又于诸法究尽明了，示诸众生一切智慧。”在这里，佛是主体，也是美的受体；佛国世界是客体，也是美的载体。
　　 我们说佛家主美，并不否认佛家也追求真和善。《涅槃经•无名论》中说：“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这里的真就是真如之义，是佛家追求的最高真理。但是佛家的真和道家的真是不同的，道家的真是道，是创生世界而又决定世界的东西，是世界的本质和本原，是真正的真；而佛家则认为世界是因缘合和生成的，没有创生世界并高于世界的东西，所以在佛家那里真就是世界本身，而不是生成世界的东西。而这个世界无论是大乘佛教很多宗派所追求的佛家天国，还是小乘佛教、禅宗所追求的佛家境界，都与美有更紧密的联系。至于善，则为佛家的一切宗派所重视，小乘佛教所遵守的戒律，大乘佛教所实行的普度众生的宏愿，都包含着善的根芽。可以说，善是一切佛法修炼者的共同准则。但是，佛教只把善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是要通过行善而到达佛家天国去，即要实现美。佛家是要通过行善达到美的境界，善要服务于美，要服从于美，要附丽于美，是晋升到美的境界去的阶梯、手段和过程。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美是佛家主张的最高宗旨，并与道家主真、儒家主善，形成中国文化的三足鼎立之势。
　　 就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言，也确乎如此。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鼎盛时期，是由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中华民族的美的观念、美的艺术和美的理论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人们却没有把这种变化与佛教的影响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却是实实在在的。并且这种联系并不局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以后历朝历代的最重要的美学家无不与佛教有着一定的渊源。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宗炳，唐代的皎然、司空图，宋代的苏轼、严羽，明代的王世贞、汤显祖，清代的王夫之、叶燮、王士禛和石涛，近代的梁启超、王国维等等，这些在美学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人，或本身就是佛教徒，或是受佛家熏育较重者，所以其美学思想都印有较重的佛教影响的胎迹。与此相对应，中国古代美学最主要的范畴，如美论和艺术论中的“意境”和“境界”，美感论中的“妙悟”，艺术创作论中的“神思”、“现量”等等，或是径直取自佛教经典，或是对佛教经典的改造，正是这些美学范畴才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主干。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不懂得佛教，就难以懂得中国古典美学就更不要说对中国古典美学加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