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儒、佛、道三教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大课题，然而也是一项聚讼不已的课题。就目前的现状看，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就文献、方法，还是就角度、深度等方面评估，都似乎有些老态龙钟、停滞不前。为此，本刊约请了几位在“三教”关系方面素有研究的年轻学者撰写了一组文章，希望能使儒、佛、道三教关系的研究“柳暗花明又一春”。


　　 特邀主持人：南京大学哲学系　李承贵教授
　　 　　　　儒士佛教观：佛、儒关系研究的新向度
　　 　　　　李承贵
　　 何谓“儒士佛教观”？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告诉我们，佛教进入中国之后，历代中国儒士一方面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又表现出相当大的担忧和警惕，这种“兴趣”、“担忧”和“警惕”表现在儒士著作中，便是丰富的关于佛教常识的认知、教义的理解和功用的评价等方面的文献资料，所谓“儒士佛教观”就是指儒士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然而，在以往佛教与儒学关系的研究中，“儒士佛教观”并没有引起佛、儒关系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而在我看来，“儒士佛教观”的研究似可对佛、儒关系的研究带来新的气象。这是因为：
　　 解读佛、儒关系的新文本。人所共知，新文本的发现是既定学术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条件之一。对于已展开多年的佛、儒关系研究而言，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就是一份亟待开掘的文本。因为，在以往的佛教与儒学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较多的文献资料是儒士思想中的类似佛教的范畴、概念、命题，或者高僧思想中的类似儒学的范畴、概念和命题，至于儒士们对佛教直接表达的观点，即对佛教常识的认知、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对佛教功用的评价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基本上被弃置一旁。而笔者检索魏晋至明清的儒士著述时发现，儒士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的文献既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就人物而言，如孙绰、谢灵运、颜之推、王通、傅奕、韩愈、李翱、柳宗元、石介、欧阳修、程颢、程颐、王安石、李觏、张载、张九成、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王阳明、李贽、陈确、刘宗周、高攀龙、王夫之、戴震等，无不在自己的著述中表达过对佛教的观点和态度。就文献的性质言，既有排佛之论，如韩愈的《论佛骨表》、欧阳修的《本论》、李觏的《广潜书》等；又有护佛之说，如张说的《进佛像表》、苏轼的《阿弥陀佛赞》、张商英的《护法论》、宋濂的《释氏护教编后记》等；当然也有主张佛、儒互尊互让、互赏互摄者，如王通的《中说》、柳宗元的《送僧浩初序》、晁迥的《法藏碎金录》等；此外，在专门化的佛教典籍中，也保存有大量的儒士关于佛教认知、理解和评价方面的文献资料，如《弘明集》、《广弘明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嘉泰普灯录》、《佛祖统记》等。事实上，自魏晋至晚清，儒士关于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已然成为一份具有连续性和自身特征的思想资源。所以，研究中国佛教，研究佛教与儒学的关系，以及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也许是不应该忽略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事实，并不如初生的婴儿那么单纯，而是极为错综复杂的。正如朱熹所说：“唐之韩文公，本朝之欧阳公，以及闽洛诸公，既皆阐明正德以排释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传，宋景文《李蔚赞》、东坡《储祥观碑》，陈后山《白鹤宫记》，皆是以尽见其失。此数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于强为，是以终有不满人意处。”（注：《释氏》，《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拾六，第2715页，岳麓书社1997年。）朱熹在此不仅道出了儒士批佛的特征——“明正德以排佛”；而且指出了儒士排佛之不足——“终有不满人意处”。而儒士佛教观的复杂性却远不在此，具体而言，从资料的存在状况看，关于儒士佛教观方面的文献，往往不仅保存在儒士自己的专门的文集中，如《韩愈集》、《柳宗元集》、《张载集》、《二程集》、《张栻集》、《吕祖谦集》、《张九成集》、《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陈亮集》、《叶适集》、《王阳明全集》等，而且保存在佛教的相关史、传著作中，或其它综述类著作中。就儒士佛教观发展演变状况言，由汉魏、两晋、隋唐、宋明有不同的进入，套用达磨的话，我们把与汉魏、两晋、隋唐、宋明相应的佛、儒关系大致分为皮、肉、骨、髓四个层次，而实际上远不止如此简单。就某个儒士讲，其佛教观也极其复杂，不仅在立场观点的一贯性方面难以维持，如儒士中早年排佛晚年嗜佛者大有人在；而且在认知、理解和评价佛教方面，也表现出复杂多变，有的儒家学者对佛教某个方面特别喜爱，对另一个方面则十分厌恶。等等。因此，作为“儒士佛教观”的文献资料显然是一具有特殊价值的客观存在，而这一“客观存在”的“发现”，无疑将为深化、完善佛教与儒学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证词”。
　　 研究佛、儒关系的新境域。对于佛、儒关系研究而言，“儒士佛教观研究”亦是一片崭新的领地，为佛、儒关系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何出此言呢？因为在以往的佛教与儒学关系的研究中，主要围绕这样三个向度展开：一是以高僧的佛、儒关系观为研究对象，如宗密、契嵩、宗杲、真可等；二是以儒士与高僧的交往为研究对象，柳宗元与高僧的交往、王安石与高僧的交往、苏轼与高僧的交往、张九成与高僧的交往等；三是以儒学思想体系中的概念、命题与佛教中的概念、命题的相似性为考察研究对象，如周敦颐的“无欲故静”与禅宗的“离相无念”、如张载的“天地之性”与佛教的“真如佛性”、如陆象山的“发明本心”与佛教的“明心见性”、如王阳明的“良知”与佛教的“佛性”等。（注：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第4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这三个领域的考察研究，当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佛、儒关系的认识、理解，有助于佛、儒关系的准确把握。但我们知道，魏晋以降的中国儒士，很少不受佛教影响的，很少不对佛教有所认知、有所理解和有所评价的。也就是说，“儒士佛教观”要求我们研究的是儒士们对佛教的“表白”，这种“表白”的内容是极丰富的，它包括儒士对佛教的常识的认知、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对佛教功用的评价等；这种“表白”的内容是极复杂的，因为儒士们关于佛教常识的认知，多寡不同，关于佛教教义的理解，深浅不同，关于佛教功用的评价，褒贬不同。概言之，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儒士们对佛教的把握程度和基本态度，也反映了儒士们在佛教方面的真正水平和修养，而这是其它研究视角所无法给我们的。因此，相对于人们已经熟悉的佛教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空间而言，“儒士佛教观”研究无疑是有独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