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说过，现存的各高级宗教，目前都面临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而它们的前途，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认识、解决这场冲突。而且，在他看来，“这场冲突原因在宗教内部”（注：张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对先知启示的情感依恋与科技理性的冲突，其尖锐性甚至使其丧失了妥协解决的可能性。为此，汤因比提出：“除非人们认识到，同一个字眼真理，在哲学家、科学家的用法中和先知们的用法中并不是指相同的实在，而是一个用来表述两种不同经验形式的同形异义词。”（注：汤因比《历史研究》英文版，VII[,-x]，第97页。）这要求宗教作出的让步就是：不要再把先知启示放在高居不下的位置上，应在神的领域中为人的精神争得更大的地盘。同时，要求宗教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从中汲取探讨人类意识深层的驱动力。
　　巴哈伊教可视为传统宗教向现代化迈进的成功一例。对其母体宗教伊斯兰来说，从本世纪中期，伊斯兰世界出现了种种社会、宗教改革，但无论是霍梅尼、凯末尔等政治家，还是阿富汗尼、阿布杜、艾敏等伊斯兰学者，他们都只提出或实行了种种理论的、形式上的改变。政治改革家改变的是宗教的仪式、制度，对宗教的根本精神未有触动；宗教学家对宗教与科学和现代生活的关系有新的认识，但具体化到宗教教义中却不多。在解决这种脱节的矛盾中，巴哈伊作了有益的尝试。
　　巴哈伊教认为，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动力性相互作用，是一个相关领域，其中察觉潜藏的道德价值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化的变革过程要求人们能够自觉地正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信念。在该教教义中，有多处对传统宗教教义与现代人类文明要求不相符合的内容作了明显的修改。它取消了圣战的教义，呼吁和平，主张人类一体；明确反对一夫多妻制，主张男女平等；它并不反对现代商业的营利行为，而是鼓励人们积极从事造福人类的事业；尤为重要的是，它放弃传统高级宗教间对立纷争的敌视态度，极力主张各宗教在平等、认同、磋商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在求同存异的多样化形式中实现各宗教的统一。这对传统教义来说，是最重要的一项革命。巴哈伊认为宗教的真理就像人类共同拥有的一个太阳，只是破晓的地方不一样，体现的形式不一样，但真理就是那一个，所以各宗教教义根本上是相通的。该教奠基人之一阿布杜巴哈说：“在宗教方面，人类自己炮制的教义及伦理习俗已过时并毫无生命力，不仅如此，确实它已成为人间敌对的原因。……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在这个灿烂的世纪里，探索神圣宗教的本质，寻找人类世界大同的根本实质。”（注：阿布杜巴哈《世界团结之基础》，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体会，1993年版，第16页。）这种宗教宽容精神是解决目前宗教前途的两种矛盾冲突之一的有效途径。对解决汤因比所言的另一种冲突：先知启示情感与人类科技文明及其创造物的冲突，巴哈伊教义中亦有明确的态度。阿布杜巴哈说：“宗教必须符合科学与理性，否则它就是迷信。上帝已创造了人，使它能察觉存在之真谛，并赋予他思维，或称理性，以实现真理。”（注：阿布杜巴哈《世界和平之宣扬》，美国伊利诺州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而且该教创始人巴哈欧拉亦曾将宗教和科学比喻为人类前进中的两只翅膀。当然他们所讲的相互协调作用，并不是要以生硬的态度科学地解释宗教，或让宗教干扰科学发展的轨道。而是力图寻求社会功能的互补。正如汤因比所说，现代科学和高级宗教齐心合力理解上帝的造物：变幻莫测的人类精神。
　　巴哈伊在教义中实施的深层革新，触及到宗教精神的根本，这就为它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它对教义中提到的一些传统宗教概念的新诠释，也使它更易为现代人所接受。如它对上帝、天国、地狱、灵魂、复活等的理解是：上帝既不是拟人的实体高踞于天堂的宝座操纵着世间事务，也不是泛神意义上的精魂包含在一切事物之中，上帝是不可知之本质；天国是人之精神的守满状况，摆脱了愚昧之黑暗；地狱是人的精神的堕落状态，沉缅于情欲；灵魂是指人类一切精神与意识特质的总和；复活的观念是与肉体无关的，指精神上的永存。（注：参看李绍白《人类新曙光－巴哈伊信仰》，澳门，巴哈伊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0页。）这些新的诠释和深层的变革，使巴哈伊教符合现代社会的逻辑和需要。
　　前面已经谈到，自宋明理学后，儒家思想中情感理想主义与平衡被破坏，至清代更向极端发展。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关于“大伦理学”、“小伦理学”，关于“改变社会规范的内在价值之源”，关于“良知坎陷”等理论对传统的说明和阐释可谓多矣。但平民百姓和西方社会对最一般、最浅层的儒学思想仍是所闻不多。不过“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使人们从儒学看到了希望。
　　当1853年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岛国时，日本爱国志士的现代化行动的精神支柱和思想依据，都是从日本儒学中寻找的。日本儒学之所以能成功地适应现代化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内部具有转换新机制的活力。当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时候，它只不过为德川幕府的统治提供了一个可利用的理论工具，但日本学者保存了其原始的实用意识形态特色。藤原惺窝把程朱和陆王折衷地调和到一起，建立了德川的新伦理体系；林罗山则把儒学和神道教调和起来。“日本儒学家为了实际利益对儒学做的手脚成日本儒学的共同模式”。（注：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这种模式被沿袭下来，当日本面临现代化冲击的时候，一系列的移植转化，使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科学运动、功利主义及民主平等观念，被较好地吸收到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日本文化意识中，并在教育制度、管理模式等具体层面上，得到较好的融会贯通，形成日本特殊的现代化文明。
　　在日本模式中，古典儒学的实用倾向得以保存。它未堕入儒家永恒主义和泛世主义，而是摆脱了宋明理学中高度抽象化和玄理化的学风，为日本人探求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内在动力。日本模式为儒学现代化提供的另一启示是：必须吸收儒学中积极的有价值的因素，并将之推进到具体而又可操作的层面，这才是对它的真正发展。
　　　　　　二
　　前已述及，儒学和巴哈伊教在人文主义精神、国家天下的社会理想等方面具有相通之处。由此而决定了它们在具体的内容，对人的伦理品格设计，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观念等方面都具有很多相似之处。
　　儒学和巴哈伊都强调精神至上，重义轻利，同时也认识到物质的发达是精神超升的基础。只是，原始儒家那里，有轻视、蔑视工商行为的倾向。理论上，儒学认为人类社会应建立一定的物质基础，而现实中，又否定或不鼓励有才之士从事工商活动，因而就使精神与物质潜在着分离的倾向。这就使儒学，尤其是中国理学，不会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现代社会的工商活动之中去。巴哈伊则在现代社会中坚持对工商业及科技文明活动的参与。其教义及其对教义的阐释均涉及现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如关于法律应维护劳动大众利益，关于劳资关系的论述以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平衡等方面。巴哈伊信徒在很多地方还建立了新型的巴哈伊商业社团，正在实施的“东欧服务工程”，目的就是为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为刚解体不久的前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合理的、有利于良好价值观形成的意识引导，力图建立一种以精神价值观为基础的新型商品经济观念。依照这种观念，虽然短期内获利不丰，但其长期利益却要远远超出现在流行的商品观。巴哈伊教以积极、肯定的方式从事现代商业活动，一方面是对伊斯兰传统中否定利息行为观念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以实际行动实施教义改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