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实现大同世界的方式，儒学和巴哈伊教都认为和平、求同存异是一种最可取的途径。但是儒学这种精神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只是理论上的分析，未见有更多的发挥和形而下层次的推广，更谈不到对现代国际社会生活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但这些作为巴哈伊创教之初就已有之的思想，巴哈欧拉和阿布杜巴哈都为贯彻这种精神而四处演讲、呼吁，为推进和平运动，甚至不惜忍受牢狱之苦。更有甚者，提供与其杀人，不如被人杀这种纯和平主义的口号。现代巴哈伊信徒则积极参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和平运动，如积极参与诸如《地球宪章》等文件的制定，并发表《世界和平之承诺》、《人类的繁荣》、《所有国家的转折点》等文件，以实际行动和言论表明他们对人类和平事业的关心，以期对世界和平进程有所贡献。也正是由于这一系列积极的行动，使该教在150多年的时间内就成长为分布范围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性宗教。作为一种宗教，它不单是要求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和平，而是更注重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去寻求与其他宗教的和解与交融。巴哈伊着力于组织讨论世界环保、人权等问题的会议，通过此类活动拉近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同时，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巴哈伊在其现行的组织机构体系（以世界正义院为核心的各级灵体会）内，着重提倡并推行磋商等原则，使之逐步健全，希望能为未来社会提供一项行之有效的政治原则，不管这种磋商制度适应范围如何，巴哈伊此举的意义是使求同存异在现代社会中有一种可见可行的方式。
　　目前，在对传统思想的挖掘中，人们谈得最多的是天人关系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儒学中说的天人合一，与西方哲学中将天、人视为两个对立的主客体的思维传统相反，讲求的是天人之间的和谐。现代新儒家将其发展为与环境保护相一致的理论，对此论述颇多。但这些论述往往只是在学术讨论会的范围内提出，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国际国内环保大会上，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儒家学者的呼吁或提议。而在这类会议上，却时常能听到巴哈伊的声音，有些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建议，这也正是它备受现代人注意的原因之一。1990年8月，巴哈伊国际社团向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筹备会提交了国际环境立法必要的声明。该教还参与组织了1995年世界九大宗教与环保会议，参与了“圣文基金会”的环保运动，并且曾在里约热内卢环保会议等国际会议上提交了建设性的建议和章程，建立了和平纪念碑，杂志等媒介亦被巴哈伊用来宣传报道世界环保信息。凡此种种活动，都可以让人们切切实实地看到巴哈伊的环保意识和它对现实生活所起的作用。
　　巴哈伊社团最着力从事的另一事业，是对改善教育和妇女的状况所做的努力。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偏远山区，办教育已成为巴哈伊信仰传播的重要方式。他们在印度的村庄创办学校，在南美的穷乡僻壤设立电台，在帮助人们传播信息的同时，对落后部族进行精神启蒙。在澳门办巴哈伊小学，在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地办大学，通过这些学校传播巴哈伊的精神。他们以“教育抗衡仇恨”的宗旨得到世人认可，因此在巴哈伊教徒中，既有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也有落后部族的土著居民，他们把巴哈伊精神普及到尽可能广泛的层面。而儒学，虽然孔子本人就是大教育家，儒学本身也提倡己欲立而立人的言传身教，可是教育并没有被后来的新儒家很好地利用，作为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途径。
　　除此而外，一些束缚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儒学传统，也未能得到彻底而有效的改造，一些积极的思想也未能进行成功的现代化转换，于是未能对人们产生更深刻的影响；而巴哈伊恰恰却在呼吁平等、人权及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实际行动中，使其形象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眼中更加光亮，使教义更能吸引人们。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含有诸多现现代化一致并可对现代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精神支持的内涵。尽管韦伯断言精神与工业文明占上风的现代社会相排斥，但东亚特殊经济模式的成功，新兴的巴哈伊教与儒家思想的诸多相似之处，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学含着与现代合拍的特质：人文主义精神及由此精神而衍生的一系列社会观。
　　儒学虽是一种学术思想，但它自创说之日起，其目的就是为了经世致用，这也应该是儒学在现代发展中的一个根本目的。实用儒学和其他实用科学一样，尤其注重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应该说明的是，实用儒学与明清时兴起的实学并非一个概念。实学是17世纪以来，受西方科技知识冲击后出现的实用之学，它是为了摆脱宋明理学的樊篱而走向经验科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实用儒学则是一个现实概念。实用儒学与新儒学亦有区别，它不是为了理论上的重建，而是为了能使儒学中有价值的内容能为现代社会利用。（注：蔡德贵《实用儒学刍议》，见《鲁文化与儒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在实用儒学的发展模式上，巴哈伊同样是注重教化，通过在印度乡村的技术学校、南美的培训中心和澳门的语言学校，来传扬其精神。
　　从上文与巴哈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儒学面临的问题，就是它还没有能够从现代生活范式中汲取足够的动力，以促进儒学现代化转换内部活力的形成。而巴哈伊则走了一条将理想付诸现实化的道路，它力图将上帝天国建立在人间。因而，它着力做的是将其触角伸到现代社会，以汲取其宗教发展的营养和动力。同时使其在现实操作中，不断使教义与现实磨合发展。这正是儒学所缺少的，也是它未能成功地与现代化接轨的症结所在，因此儒家应该从巴哈伊汲取一些现代化思想，并学习其发展模式。
　　　　　　三
　　从巴哈伊和儒学面对的问题来说，就是如何将传统与现代接轨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将观念的东西转化到可操作层面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宗教，还是一般人文学科，都应相互沟通和借鉴，即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势，这是一个根本的大前提。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传统社会的真正危机，不在于西潮的冲击与入侵，而在于……权威性格阻碍了政治的现代化与民主化。”（注：郑志明《中国意识与宗教》，台北，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76～77页。）若儒学抱住其内向、保守的态度，不能形成由内部深层的开放而辐射到外部的开放态势，便不能真正汲取到有价值的养分，以促成内部生机的形成，不能创新。从前面述及的巴哈伊对科学、宗教的态度中，可以看到它既有宽容的精神，也有开放的品格。儒学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体系庞大的学说，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就必须面向现实的层面，并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汲取其营养，充实到体系中，增强与现代社会的磨合力。从体系上来说，对由西方涌来的功利主义、专业分工的伦理秩序和情感的中性化，以及国家民族观，若能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则有利于在传统精神的根基上，确立一种多维的价值观，形成一个有大容量的多面体系，恰如巴哈伊的九面灵曦堂所表征着的一种开放精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