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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形象,聆听理想——石窟乐舞形象与佛教思想精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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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诸佛贤圣是离欲人,不用音乐歌舞,何以故,供养伎乐耶。答诸佛于一切法中心无 所著。于世间法悉无所需。惟怜悯众生故出世。应随供养者应愿而使得福。故受。又菩 萨欲净佛土,故求好音声,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受化易。是 故以音声因缘供养佛。(注: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福建莆田广化寺1990年印行 ,第2526页“歌舞三摩地”条。)
   很明显,佛法随应世间众生,应机教化,运用音乐歌舞调服众生,宣传佛教思想精神 。佛教提倡音乐歌舞的非“五欲”之乐,强调乐舞的积极乐观,愉悦健康的心灵净化作 用。如此,我们看到,在洞窟这种诵经参禅、说法行礼的场所,乐舞形象穿插配合在佛 像和经变等内容画面中,为营造佛国境界,为传达佛教思想,为表现追求真理走向觉悟 的欢乐,为修行者提供愉悦的视觉形象,都起到一定的作用。石窟乐舞形象与佛教内容 是十分相宜的。比如:敦煌石窟北朝时期的洞窟壁画,内容多是表现佛本生、佛传中佛 陀精勤修行的故事,天宫伎乐多置于天空的栏杆后,手执乐器,上身舞动,赞叹佛陀。 敦煌唐代洞窟的经变,多表现佛国净土的景象,天宫伎乐大多在佛前表演乐舞,供养诸 佛。在石窟中,佛国的乐舞与世俗的乐舞,呈现亦不相同。这些都具体地体现了佛教思 想的内涵。
       理想精神的滋养
   石窟乐舞形象作为宗教艺术形象,虽然有世俗生活中乐舞为现实依据,同时,也有可 据参考的理想蓝本。现实依据和理想蓝本相互结合,才能产生如此非凡的宗教艺术形象 。佛教经典的记载和描述,是石窟乐舞形象的理想蓝本。在其中,我们可看到,石窟乐 舞形象作为宗教艺术形象的寓意象征,也由此,石窟乐舞形象的超现实审美风格特征, 则不会成为流于空泛的诠释。
   (一)在佛经有关描述中,乐舞主要用于供佛礼佛赞佛。乐舞常为供奉,与其它的供品 一道,皆是对诸佛菩萨的赞颂和供养。乐舞一般列在诸多供品的后列,在其前有金、银 、玛瑙、琉璃、华(即花)、香、幢、幡等。用现实中人们喜爱的物品和受享的事物供养 诸佛菩萨,表达人们内心对崇高思想精神与人格境界的敬仰。在佛经记载描述中,乐舞 之用,非世俗感官声色“五欲”享乐,多是断惑见道的“法喜充满”,正如“有法乐可 以自娱,不应复乐五欲”(注:《维摩诘经•菩萨品》,上海佛学书局印行。)。比如敦 煌272窟的“听法菩萨”,人物盘坐于地,挥手击掌,欠身回顾的动作形象,实是表现 佛经中多有记载的,菩萨们聆听佛陀教诲时“欢喜踊跃”的场面情景。
   (二)石窟乐舞形象多是伴随佛国景象的展现而出现的。佛经中所描述的佛国境界,是 这些乐舞形象的环境背景。这种环境背景在佛经中的描述,比较具体,基本上是现实世 界的理想化。比如:
   佛国严净,光明遍照,寿众无量,受用具足,宝树遍国,德风华雨,超世稀有……亦 无四时寒暑,雨冥之异,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黄金为地,宽广平整,不可极限 ,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讲堂精舍,树观栏楯,皆七宝自然化成……泉池 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旃檀香树,吉祥果树,华果恒芳,光明照耀。修条密叶 ,交复于池,出种种香……大地清新,更雨新华。(注:《净土五经续本•无量寿庄严 清净平等觉经》,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33-38页,第35、36、42、43页。)
   佛经中对佛国乐舞的描写很笼统,多用“清净”“微妙”“庄严”“妙胜”等词语, 概而言之,着重强调佛国的乐舞呈现和受用,有别于现实中乐舞的“五欲”之乐。
   佛经对于佛国乐舞的描述,没有具体的细节,惟有一种整体精神的把握,即清净庄严 ,赞叹供养诸佛。而其它细节,则须由供养人和创作者,根据需要和现实条件来填充把 握了。应该说,石窟乐舞形象是现实与理想的融会。在石窟这样的宗教环境中,在窟内 特殊的“语境”中,乐舞形象被纳入整合在佛经内容里,各自表现,相得益彰。比如, 敦煌石窟经变乐舞,乐舞形象和乐舞场面,都与经变的内容和境界融为一体。主体佛像 为中心,围绕着诸菩萨,上有楼台殿阁,宝幢宝幡,碧空祥云,飘散各种乐器。佛像前 面是乐舞表演。乐舞前面有宝池莲花等。这一构成在各种不同的经变中几乎不变,只是 中间的佛不同。乐舞置于画面突出的部位,排列工整对称,体现一种庄严感。舞伎大多 有一两人,少有三、四人,在两旁排列的乐伎的伴奏下起舞。舞伎人数不铺张。总体上 突出了乐舞的供养礼赞的性能,体现了佛国的“庄严”“清净”“圆满”。再如,敦煌 莫高窟220窟“东方药师经变”乐舞,是现实与理想的完美结合。舞蹈史家王克芬与刘 恩伯曾指出:此窟乐舞基本上是唐代宫廷乐舞较为真实的反映(注:参见王克芬:《中 国舞蹈史•隋唐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刘恩伯:《谈经变中的伎乐》,《 敦煌舞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我们看到,被纳入经变中的乐舞 ,按照经变的内容,配置在画面中部的佛像下突出位置,四个舞伎两两对称,均在舞动 旋转之中,锦带服饰飘然而起,着重渲染“左铤右铤生旋风”(注:(唐)岑参诗:《田 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跳身转縠宝带鸣”(注:(唐)刘言史:《王中 丞宅夜观舞胡腾》。)的动态感。两旁的乐伎以散盘坐姿伴奏(不似墓室俑画乐伎跽坐伴 奏),显得轻松适逸。乐舞场面有灯树灯轮,银饰光耀。乐舞表演与佛像和背景形成豪 华壮丽的佛国景象,使人们感受到,佛国的天宫伎乐以音声舞姿传递着理想彼岸的超凡 。
   (三)石窟乐舞形象的神韵,突出表现在形象动作的夸张浪漫,动态的飞扬。其中飘带 的表现运用,可谓“画龙点睛”。中国古代舞蹈擅长运用巾袖,是一种传统舞风。在墓 室俑画的舞蹈形象中,有不少舞袖舞巾的舞蹈形象,这说明石窟乐舞形象持披锦带而舞 ,是有现实依据的。唐诗中也有不少描写,如:“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 潜巾暗噏笪海波,回风乱舞当空霰。”(注:(唐)元稹:《胡旋女》。)“弦无差 袖,声必应足,香散飞巾,光流转玉”(注:(唐)谢偃:《观舞赋》。)等。但是,石窟 乐舞形象的飘带运用,似乎超出了现实中的舞蹈,十分独特。如敦煌112窟、148窟、66 窟、217窟和榆林25窟的舞伎。舞蹈文物专家刘恩伯先生曾在《敦煌舞姿》一书中指出 ,敦煌石窟乐舞形象中的舞蹈动作,许多花样是现实中表演者舞不出来的。(注:吴曼 英摹,刘恩伯文:《谈经变中的伎乐》,《敦煌舞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 134页。)榆林25窟击腰鼓的舞伎和莫高窟112窟反弹琵琶的舞伎尤为突出。舞伎的动作 与琵琶、与腰鼓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而飘带的花样与舞伎的动作并无直接的关系(实 际中舞不出来的)。但是我们进一步发现,飘带逶迤缠绕的动态,仿佛将舞伎的肢体延 伸,又使动感扩张饱满。同时,飘带流动的曲线回波,恣意浪漫,穿梭于舞伎的身姿中 ,呈现舞带当风,凌空起舞的失重感。舞伎身体各部位,如头颈、腰臀、腿脚、手臂, 甚至手指脚指,都有动作。所有的动作又被贯穿在飘带的律动中,使得舞蹈形象眩目灿 烂,满壁生辉。舞蹈于瞬间的凝固中,不尽的动意中,传达出佛国净土的“妙胜”。飘 带与舞姿动作的配合,是石窟乐舞形象的一个显著特点。关于这一点,除了现实中舞蹈 所提供的滋养外,佛教经典中的有关描述,亦为石窟乐舞形象提供了艺术夸张和创造想 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