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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形象,聆听理想——石窟乐舞形象与佛教思想精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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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经中虽没有对飘带具体的描写,但对“华”(即花)的描写十分动人。佛陀说法时, “香华”“伎乐”同时散布于空中,呈现“欢喜踊跃”的场面。比如:
   其佛国土……自然德风徐起……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复吹七宝林树,飘华成聚,种 种色光,遍布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兜罗锦,足履其上,深没四指 ,举足还复如初。(注:《净土五经续本•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第38、43、44 页。)
   以华布地,手按令平,随杂色华,间错分布,其华微妙,广大柔软,若诸有情足蹈彼 华,没深四指,随其举足,还复如初,大地清新,更雨新华。(注:《净土五经续本• 大宝积经》,第269页。)
   以华布地,手按令平,随杂色华,合为一华,华皆向下,端圆周匝,百千光色,色色 异香。(注:《净土五经续本•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第38、43、44页。)
   踊跃无比,各脱身所著上衣,以供养佛……所散天衣,往虚空中,而自回转。诸天伎 乐,百千万种,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注:《妙法莲华经今译》“妙法莲 华经•譬喻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二版,第259页。)
   其中“华”、“天衣”散布空中的轻漫,与石窟舞伎飘带舞动的流逸,在物态上,有 一种同构,即清扬飞升之感,尤能表现佛国的“超胜独妙”。石窟乐舞形象的造型动作 与服饰飘带,相互缠绕,造成的失重感与灵动神妙,正是与上述佛经描写之意趣相吻合 ,可谓异曲同工。无非是以舞带当风,凌空起舞的舞姿,表现佛国境界的离尘超俗与不 可思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巾袖之舞与宗教理想精神的完美结合。石 窟乐舞形象的灵动与神妙,是现实生活中的乐舞无法企及的,是所有伫立在她面前的人 ,无不为之赞叹的。如果说这是舞蹈的美,勿宁说是肢体动作与飘带服饰,共构一种动 态动势,它洋溢着人们对尘俗的超越,对彼岸的向往。是当时的人们,以期用乐舞形象 来表现佛教思想精神,展现佛国净土的一种世俗宗教双融的艺术实践。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关于石窟乐舞形象的探索,不完全是一个实物实证的问题。其中有不少是想象理想 的成分。当这些想象或理想的因素,表现在动作形象上时,往往是一种夸张与浪漫,是 艺术浪漫情怀与宗教理想精神的贴切融会。
   (四)石窟乐舞形象,属于宗教艺术形象。作为宗教形象,它有自身的理念与表现的特 殊性。同时,作为绘画艺术的石窟乐舞形象,还有佛教造像绘画等表现因素的参与。石 窟乐舞形象,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依据,但仍然要用宗教艺术的法度规范来把握体 现,不是任意而为的。这是石窟乐舞形象之所以独特的另一关键环节。佛教艺术形象有 着特殊的标志与尺度,比如,佛具有超凡的形象标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它 规定了形象各部分的特点与一般形象不同,如“身广长等相”“金色相”“上身如狮子 相”“肩圆好相”“七处隆满相”“狮子颊相”“顶髻相”“眼相修广”“鼻高且直, 其孔不现”“肢节均匀圆好”“身容敦肃无畏”“耳厚广大修长,轮垂成就”“面如秋 满月”“额广平整”等等(注:李翎:《佛教造像量度与仪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版,第6-11页,第17、5、40页。)。这些超凡的特征,把人格理想具体化,形象化, 构成“妙相庄严”的审美意境。佛教艺术形象的创作,有专门的佛经为准绳,它规定了 有关形象的造型比例、动作手势、服饰法器等等。如:汉、东晋时译《造立形象福报经 》,唐代译《造像功德经》,清代译《佛说造像量度经》等等。清代所译《造像量度经 引》中特别提到:“……有几分的量度就有几分的神气,有具足的神气才能吸引众生的 敬爱之心……所以尺度是极重要的。尺度不准,正神便不住。”(注:李翎:《佛教造 像量度与仪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6-11页,第17、5、40页。)所谓“正神 ”即是佛教艺术形象的特殊精神风貌和相关标准。尺度不同,神韵自不相同。而神韵要 超凡,尺度则必然要特殊。在佛教艺术形象中,佛、菩萨、罗汉、护法神(佛教乐舞形 象中的乐神乾达婆、歌神紧那罗属于护法神一类),均有各自的量度标准。比如:佛母 要求庄严而窈窕,脸如卵或芝麻,眼微睁,形如莲花瓣。菩萨要求体态优雅,衣饰华贵 ,面相静穆,要显出佛国的超凡与世俗的尊贵和大慈大悲精神(注:李翎:《佛教造像 量度与仪轨》,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6-11页,第17、5、40页。)。唐代的“菩 萨如宫娃”即是一例。佛教人物形象的细部,诸如嘴角、眼角、手指、姿势等,都有具 体严格的尺度标准。虽然对于乐舞形象尚未见到具体细则,但在佛教艺术创作中,特殊 法度要求,仍然会对乐舞形象的创作表现有影响,不可能完全照搬现实。即使现实中的 乐舞形象可供参考,也要用佛教艺术的思想精神来规范,以区别佛教乐舞形象与世俗乐 舞的不同。
   石窟乐舞形象,主要是表现佛国净土的理想境界。佛国的众生(包括天宫伎乐等)形象 很特殊,佛经描述:“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 相。”(注:《净土五经续本•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第37页。)“无诸恶道,亦 无女人”(注:《妙法莲华经•五百弟子授记品》,北京广化寺2001年印行。)。在佛国 净土,所有众生光洁严净,没有男女分别之相,等无差别。石窟乐舞形象,特别是敦煌 经变乐舞形象,不论形体和五官,都有着超现实类型化的特征。段文杰先生认为,这些 形象没有明确的男女生理特征(注:段文杰:《飞天在人间》,《文史知识》1988年8期 。)。石窟乐舞形象,容貌肢体圆满丰腴,正是对佛经描述的体现。佛教艺术的法度要 求和佛国内容的表现,是构成了石窟乐舞形象特殊造型及神韵的重要因素。
   此外,石窟乐舞形象是绘画雕塑的形象。常书鸿先生认为:敦煌飞天所代表的佛教艺 术创造性的成就,是与中国古代美术史上顾恺之的“曲铁盘丝”之线描、吴道子的“春 蚕吐丝”之线描的绘画造诣分不开的(注:常书鸿、李承仙:《敦煌飞天》,《舞蹈论 丛》1981年第4辑。)。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石窟乐舞形象的表现,不论是人 体还是飘带,都与绘画雕塑的程式风格有关。某一时期的石窟乐舞形象相似或相同,除 了说明舞蹈动作姿势的风格外,还有绘画造像的审美因素影响。如敦煌北朝时期的乐舞 形象,我们观察这些形象的动作姿势和风格特征时,可以注意到,它们抑或是与当时佛 教造像绘画的风格传承分不开?这种同一时期乐舞形象风格的雷同,说明了舞蹈的风格 呢,还是造像绘画的风格或程式?石窟乐舞形象的魅力,是一个综合了多种因素的形象 表现,已不完全是所谓的舞蹈之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