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坛经》的若干问题研究
本世纪以来，随着敦煌本《坛经》和其他禅籍的发现，中外学者围绕着《坛经》作了许多研究，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如《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坛经》与惠能思想的关系如何？《坛经》是如何形成并流传的？在《坛经》的流传过程中，其版本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现存不同版本的《坛经》之间相互关系又怎样？本文拟对上述有关问题略作讨论，并对围绕《坛经》的若干争论问题略加评析，借以表明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从现存《坛经》看它的形成与版本之流变
现存各本《坛经》大致都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惠能自述生平，二是惠能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是惠能与弟子的问答等。前两个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惠能在大梵寺开法的实录，各本《坛经》的出入并不是很大。第三部分，即惠能平时与弟子的问答及临终付嘱等，后出的本子在内容上增加了不少，但考之于禅宗史传中有关惠能弟子的记载，这部分内容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惠能去世后，由于惠能弟子众多，在大梵寺听惠能说法者也不少，平时能得到惠能开示的更不在少数，因此，《坛经》形成后，众多的弟子对其各有修订补充当是很自然的事。随着惠能的名声鹊起，南宗门下各禅系在修订补充《坛经》的过程中，进一步抬高惠能或加入有利于自己一系的东西，这也在情理之中。而古时的印刷业不发达，经书的流传往往靠心记手抄，这就难免出现笔误。因此，《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不断传抄、修订和补充，便逐渐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在诸多的《坛经》本子中，最为流行的是经元代僧人宗宝改编的本子，它几乎成为明代以后唯一的流通本。但本世纪初敦煌本《坛经》发现以来，人们认识到了不同版本的《坛经》对全面了解惠能及其所创南宗的重要意义，因而对搜寻《坛经》本子的兴趣陡增，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先后又有一些新的《坛经》本子被发现。例如在日本有大乘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和真福寺本等，在中国，八十年代重新发现了一个收藏于敦煌博物馆的敦煌本《坛经》的新抄本（注：此抄本最初由敦煌当地的名士任子宜1935年于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并收藏。194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家向达教授去敦煌考古时从任子宜收藏的写经中发现有梵夹式蝶装本一册，凡九十三页，上面抄有四种禅宗文
献，其中之一就是《坛经》，此本“不但钞写工整，而且文字少误”（周绍良《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序》）。据考证，大约为五代或宋初的传抄本。因现收藏于敦煌县博物馆（馆藏077号文书），故有“敦博本”之称。）， 直至1997年4月， 仍从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中鉴定出了一件《坛经》的残片，这同样引起了中日学者的很大兴趣。
综观现今存世的《坛经》本子，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本学者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列出了《坛经》的十四种不同的版本（注：见《伊藤隆寿氏发现之真福寺文库所藏之〈六祖坛经〉之绍介》一书第80页。）。宇井伯寿在他的《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则列出了《坛经》近二十种。而中国学者杨曾文在其介绍敦博本《坛经》的文章后面表列的《坛经》本子更是多达近三十种（注：见《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并见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4页，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97页。）。 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主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一书（注：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年版。），收集了流传于中日两国的十一个不同的《坛经》本。
虽然现存的《坛经》本子很多，但许多只是版本不同而已，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郭朋先生曾指出：“真正独立的《坛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这四种本子；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的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注：《〈坛经〉校释》序言，并见于《坛经导读》第39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日本学者田中良昭也曾认为：
“目前，《坛经》的版本系统，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慧能研究》，
约可分为五种：（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契嵩本，（四）承继敦煌本系古
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注：田中良
昭《坛经典籍研究概史》，载《佛光山国际禅学会议实录》，佛光出版社1990年版。）
而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存《坛经》真正有代表性的其实只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种，因为德异本和宗宝本实际上都是属于契嵩本系统的。但由于宗宝本是明代以来的通行本，所以本文在分析介绍中，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本子。
现存最早的《坛经》本子即本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本，全一卷，不分品目。约为780年的写本， 其全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后面注明是由“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因而也被称为“法海集本”。一般认为它是“今日能够见到的最早写本，但不一定是最早的流行本”（注：《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但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周绍良先生最近就提出了敦煌本《坛经》是“最早原本”，是“唯一的原本”的看法（《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90页，第180页）。）。这个比较接近《坛经》原本的本子，由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从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的敦煌卷子中（S5475 ）发现后影印公布，并经过校订而收入了《大正藏》第48卷。后铃木大拙和公田连太郎
又参照兴圣寺藏惠昕本对此作了校订，并将其分五十七节，后被收入了《普慧大藏经》。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同属敦煌本的还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字79号残片（新编号为“北敦8958号）、冈字48号写本、敦煌博物馆藏077 号写本和曾藏于旅顺博物馆、现下落不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现藏有此本首尾两叶的照片）的写本等四个本子，它们的抄写年代大致是在盛唐至五代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