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1151）前的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关于惠昕本《坛经》三卷的记载，推论出在蕲州刻的惠昕二卷十一门本之前，可能早已有一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在社会上流通了。他说：“在1031年到1151年，在这一百二十年之间，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坛经》，已被人改换过了，已改成三卷十六门了。那部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我们没见过，不能下确定的推论。但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本子也许是北宋至和三年（1056）契嵩和尚的改本。……他改定之后，仍用惠昕之名。”（注：《〈坛经〉考之二》，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6—27页。）胡适此说，可供参考。

　　 但杨曾文近年根据真福寺本《坛经》及其后面周希古写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的后叙而提出，“据此可以证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州本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转录的说惠昕本《坛经》有三卷十三（六？）门是错的。因周希古为刊行《坛经》写后序的时间早于《郡斋读书志》（1151年自序）问世的时间。……此本《坛经》的原本，比晁子健所据以刻印的写本（天圣九年，公元1031）还早，上距惠昕改定《坛经》才四十五年，可以说更接近惠昕的原本。”（注：《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191页。 ）其实杨曾文这里并没有能证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关于惠昕本《坛经》有三卷的说法是错的，也没有能排除胡适的上述假说，因为周希古写的后叙表明此本《坛经》比较早出而更接近惠昕改定的二卷本原本，不等于其后就不会有三卷本《坛经》的出现。当然，胡适的推论假设也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验证。

　　 现存的第三个《坛经》本子就是契嵩改编的本子。从宋吏部侍郎郎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以推知此本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的契嵩本只有一卷十品，全称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且是明代的本子。因此，中外学者也有不称其为契嵩本，而称其为“明藏本”或“曹溪原本”的。但由于“明藏本”并非只有一种，明版大藏经本也有南藏本与北藏本的不同，因而以“明藏本”来指称《坛经》本子，实际上容易造成混乱，例如胡适认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注：《〈坛经〉考之二》，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31页。），而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中所说的“明藏本”却是指宗宝本；同样，印顺法师和日本学者宇井伯寿等沿用“曹溪原本”（注：请参见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和印顺的《中国禅宗史》等。）之称，这似也不是最佳，因为现在学术界正在讨论《坛经》最早的“原本”或“祖本”等问题，而现存的契嵩改编本已基本可以肯定并不是《坛经》的“原本”。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将因郭朋先生等的说法，仍称此本为契嵩本，尽管其可能已不是契嵩改编本的原貌。（注：杨曾文曾推测此“很可能就是契嵩本”（《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 293页）。）

　　 契嵩“勒成三卷”的《坛经》本子现虽已不存，但除了上述的“曹溪原本”之外，现还有一种“德异本”，正文与“曹溪原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但附记略有不同。从德异为之所作的序来看，其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在日本有经高丽传入的元延佑三年（1316）的刻本，故又称“延佑本”。德异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作于元至元二十七年）中说：“惜乎《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全文，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据此则可知，在元至元年间，社会上流传着一种“为后人节略太多”的《坛经》本子，是否就是惠昕嫌“古本文繁”而作的改编本，不能下断语，但有这种可能。而德异从通
上人处得到的早年曾见到过的“古本”，则有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德异在刊行古本时是否作过改动，现不能确知，若未作增删，则所谓的“德异本”也就可能就是契嵩本。

　　 最后就是通行的元代的宗宝本，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从内容上看，宗宝本与德异本一样，都属于契嵩改编本这个系统。据宗宝的跋文，此本刊行于至元辛卯（1291），是取当时流行的三种不同的《坛经》本子校雠而成的，因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遂“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印顺法师曾认为，宗宝本主要是依据了德异本，其刊行的实际时间也要更晚一些。由于德异本有可能是契嵩本的再刊本，而宗宝本与德异本内容基本相同，通行的宗宝本前又都有德异的序，因而宗宝本所用的底本也就可能是契嵩本（注： 请参阅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 第296页。）。 宗宝本与现存的契嵩本（“曹溪原本”或“德
异本”）一样，也是一卷十品，虽然品目不完全一样，但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在内容的编排上略有改动。从比较中可以推论，宗宝所校雠的三个本子中可能也包括了惠昕本。（注：例如惠昕本第十一门“教示十僧传法门”的内容，在契嵩本中分为第九“法门对示品”和第十“付嘱流通品”两品，但在宗宝本中又合为第十“付嘱品”一品。）明清之际的王起隆曾依据“曹溪原本”而对宗宝本大加攻击，认为它“窜易颠倒，增减删改，大背谬于原本”（注：见《坛经校释》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但在诸本《坛经》中，宗宝的改编本仍然最为流行。

　　　　  二、略论有关《坛经》的若干争论问题

　　 本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许多久已失传的包括《坛经》在内的一大批禅宗史料得以重见天日。自此以后，中外学者对《坛经》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专著论文，多得不胜枚举，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对《坛经》的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兴趣。1997年1月在澳门召开的“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坛经》的文本研究，仍然是会议讨论的三大内容之一。（注：有关会议的研讨情况，可参阅《“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学术研究》（广州）1997年第3期。 ）日本学者伊吹敦在1995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敦煌本〈坛经〉的形成》（注：载《论丛：亚洲文化与思想》）第4号：1995年12月。），通过对各种资料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所谓的“原《坛经》”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引起了新的争论。而国内八十年代重新发现的敦博本《坛经》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以《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为题出版了杨曾文的整理本，199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此外，《坛经》的校勘、导读乃至白话翻译等近年来也一直有新本不断问世。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各种对《坛经》的校勘和整理，都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完善，因而对《坛经》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对《坛经》的研究，更是任重而道远。围绕《坛经》中外学者曾有过许多比较激烈的争论，下面我就其中几个主要的问题略作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