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成的惠昕本和契嵩本等与敦煌本的不同，主要是关于惠能的生平事迹和弟子的机缘，由此可以推知，这一文繁的古本关于惠能大梵寺说法的基本内容，变化并不大，甚至也可以推测，此古本在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参考了敦煌本，它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庞杂的本子。后来惠昕本中的“风幡之动”等记载，当皆取之于此。郎简为契嵩本写的序中也说到了为俗所增损的《坛经》本子“文字鄙俚繁杂”，这证明了文繁之古本的存在。如果说，这个文繁的本子为惠能的另一个弟子志道门下所编，那么，以志道、彼岸等人取代道漈，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从据以改编的惠昕本、契嵩本分别增加了“志道传承”与“志道机缘”、惠昕本中还增加了与志道主张相近的见闻觉知即是佛性的思想等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要确认这种可能性，还有待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来进一步验证。但从惠昕本与敦煌本内容上的差异来看，惠昕改编本在参考敦煌本的同时，还依据了另外一个文繁的古本，这一点在现在似乎是可以肯定的。文繁古本的存在，反映了惠能以后，弟子们不断“结集”师说，充实《坛经》的事实，而充实的内容，虽有不少传说的东西，却并不能完全归入伪造之列。

　　 第三，在敦煌本之前是否有一《坛经》原本或祖本存在？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中外学者的分歧也很大。有的学者否定敦煌本之前还有更古的本子存在，认为敦煌本就是最古的本子。例如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禅宗史研究·坛经考》中曾认为，“敦煌本《坛经》，为‘最古’本的《坛经》，它是其后各本《坛经》的基础。”（注：郭朋《坛经校释》序言，第16页。）周绍良先生最近也非常明确地提出，“敦煌本《坛经》……就是惠能原本，……是唯一的原本”，是“最早原本”（注：《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80页，第190页。周先生还试图从方言、俗语、历史背景等方面来对此加以考定，但读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实际上考定的只是敦煌本为现存各种流通本的“原本”，而并未能确证它就是历史上最古的惠能原本，除外“再没有其他原本
”（同书，第180页）。）。

　　 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是，许多学者认为敦煌本《坛经》是现存最早的本子，但已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古的本子，它在流传过程中已经人修改过了。但对于修改的次数和内容等，则又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柳田圣山在1967年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一书中就提出，敦煌本《坛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之前当存在过一个古本《坛经》，然后才发展到敦煌本《坛经》。（注：请参见杨曾文校写《新敦煌本六祖坛经》第193页。）印顺法师也曾明确提出， 《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从《坛经》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过二次重大的修补”（注：《中国禅宗史》第272页。 “二次重大的修补”当指“至少已经过‘南方宗旨’、 ‘坛经传宗’的改补”
（同书， 第266页）。），“以现存的《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 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 修改”（注：《中国禅宗史》第247页。）。上文提到的日本学者伊吹敦在《敦煌本〈坛经〉的形成》一文中更是提出了从“原《坛经》”至敦煌本《坛经》已经过了四次增广的观点，并从内容到文字和用语等不同的方面对此作了检讨和说明。杨曾文在谈到《坛经》诸本的演变时也提出了“《坛经》祖本”，并在“《坛经》祖本”以后又分列出“敦煌原本”和“惠昕原本”两个系统，以作为现存各本《坛经》的底本（见前图所示）。

　　 我们赞同上述第二种看法，即认为敦煌本是现存最古的本子，但不一定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最早的本子。综合各种资料看，在敦煌本之前似还应该有更古的《坛经》本子。例如前面所曾提到的，从敦煌本和惠昕本的异同来看，这两种本子就可能是从惠能以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同一个《坛经》原本发展而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学者对西夏文《坛经》的研究。例如史金波先生通过对分藏于不同地方的西夏文《坛经》残页的译释，并对照汉文《坛经》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西夏文本《坛经》内容，接近法海所集唐中期古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引者按），而与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相去较远。……西夏文本和法海本相近而不雷同，疑西夏译本所据汉文底本为现已失传的
另一版本。”（注：《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 期。）这是否也为敦煌本之前或之外另有一古本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据呢？

　　 第四，关于契嵩本和契嵩本的来源问题。

　　 关于契嵩本与现存德异本及宗宝本等的关系，我们在前面谈契嵩本时已作了论述，这里再对学界关于契嵩本来源问题的不同观点作些介绍，并表明我们的看法。

　　 宋代郎简所作的《六祖坛经序》在提到契嵩本《坛经》形成的机缘时曾说：“然六祖之说，余素敬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费》，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胜事。”郭朋先生认为，这里所说的文字鄙俚繁杂的《坛经》本，“很可能指的就是法海本《坛经》”。并认为，“在郎简怂恿下，契嵩花费了两年时间，对《坛经》进行了更大的篡改，然后诡称他‘得’到了‘曹溪古本《坛经》，并把它提供给了郎简。”（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卷）第407页。 这里说的法海本，即指现存的敦煌本。）这就是说，所谓
契嵩本，其实可能就是契嵩对当时流传的敦煌本（或惠昕本）的改编，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什么“曹溪古本”作为底本。胡适先生在《坛经考之一》中也曾认为这个为俗所增损的文字鄙俚繁杂的本子就是敦煌本，并认为契嵩所得的所谓“曹溪古本”，就是《曹溪大师别传》。后来惠昕本在日本被发现以后，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中修正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认为“文字鄙俚繁杂”、“为俗所增损”的本子“也许就是惠昕的二卷十一门”。并认为，在1031年至1151年之间，二卷十一门的惠昕本可能已被人改换成三卷十六门，而这个改编者可能就是契嵩，因此，所谓“三卷十六门的惠昕本”，可能就是契嵩的改编本。也就是说，胡适认为契嵩本是契嵩依《曹溪大师别传》而对惠昕本进行校改的结果。

　　 我们认为，现存的契嵩改编本一卷就有两万余字，若有契嵩“校之，勒成三卷”的本子，字数想来应当更多，它不仅大大超过了敦煌本，也多出了惠昕本不少，契嵩当年所依据的“文字鄙俚繁杂”的“俗所增损”本似不大可能是比现存契嵩本字数还要少的敦煌本或惠昕本，而很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惠昕据之改编的文繁古本。至于契嵩所得到的“曹溪古本”，则如胡适所说的，可能就是约六千二百字的《曹溪大师别传》。这样，所谓的契嵩本，就可能是依《曹溪大师别传》而对“文繁古本”进行校改的结果。在谈到《曹溪大师别传》对契嵩改编本的影响时，楼宇烈先生曾提出，“细考契嵩所增加和订正的内容，其主要部分都来自《曹溪大师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