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坛经》的作者究竟是谁？

　　 在历史上，《坛经》称《六祖坛经》，其作者为六祖惠能，这一向不是一个问题。但敦煌本《坛经》等禅宗史料被发现后，胡适对此提出了质疑，从而引发了争论，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1978年出版的日本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的《慧能研究》一书中关于敦煌本《坛经》的作者问题就介绍了五种不同的看法：（1）胡适、 久野芳隆认为《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2）矢吹庆辉、 关口真大认为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3）铃木大拙认为《坛经》原是惠能的说法集， 后人又附加了部分内容，宇井伯寿认为是神会一派作了这种附加；（4 ）柳田圣山认为《坛经》古本原是牛头禅系的法海所编，后人又有修改；（5 ）中川孝认为《坛经》敦煌本是神会在法海所抄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而编成的，后来曹溪山的南宗弟子又对此作了些改动。（注：转引自杨曾文编著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196—197页。）其中胡适的观点引起了最多的争论。

　　 胡适的主要论据是：其一，即前面提到的“竟成《坛经》传宗”的说法。其二，敦煌本《坛经》第49节中有惠能言“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的记载，胡适认为这暗示了“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及洛阳荷泽寺定南宗宗旨的事”（注：《坛经考之一》，《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17页。），是《坛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铁证”（注：《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92页。）。其三，“《坛经》古本中无有怀让、行思事，而单独提出神会得道，‘余者不得’，这也是很明显的证据。”（注：《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91页。）其四，胡适认为：“《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重要的证
据。”（注：《荷泽大师神会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92页。）

　　 对于胡适的这一观点，学术界与佛教界均有人出来著文加以驳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钱穆先生的《神会与坛经》和印顺法师的《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等，他们都对胡适提出的论据逐一作了否定，论证颇详，大致代表了人们现在的一般看法，可以参看，本文不再赘言。（注：文载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1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第81页—108页和第109页—141页。另请参阅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第六章。）我对此的基本看法是，神会或神会门下曾对《坛经》作出过改动，并利用《坛经》来抬高本宗的地位，但从现存敦煌本《坛经》来看，说它是神会或神会一系所作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第二，联系敦煌本与惠昕本所记传授次第的不同，如何看待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文繁”的“古本”问题？

　　 关于敦煌本与惠昕本的关系，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把它们视为并列的两个系统，有的则认为惠昕本是对敦煌本的发展，“惠昕使用的底本，可能就是这敦煌本”（注：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90页。）。我们认为，敦煌本与惠昕本既可能有同一底本， 又形成了不同的系统，同时，惠昕本在改编过程中，当也参考过敦煌本，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交叉关系。让我们从两本所记的不同传授次第来看这个问题。

　　 敦煌本《坛经》第五十五节记载了《坛经》初期的传授次第：“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①道。道＠①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而惠昕本《坛经》所记则与此有异：“洎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志道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注：请参见《〈坛经〉对勘》第166页。）其中志道也是法海的同学。 这两处的记载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法海传至悟真，则是共同的。这就表明，惠昕本与敦煌本这两种本子有可能是从同一个底本发展而来。从“悟真在岭南漕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的记载来看（注：日本学者伊吹敦认为这一记载是不真实的，是神会一派为提高《坛经》的价值而伪造的。见其
论文《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本》。），这一底本当形成在惠能再传弟子悟真活着的时候，时间是比较早的。我们可以假设它就是惠能死后三、五十年内所流传的《坛经》原本。那么，对两种传授记载的差异如何解释呢？

　　 胡适在《坛经考之二》一文中认为：“这也许是因为惠昕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昕妄改的。”（注：〈坛经〉考之二》，载《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27页。）这种说法似有武断之嫌。印顺在《中国禅宗史》第六章中则认为，这可能说明“南方宗旨”对《坛经》的修改就是法海与悟真之间的志道所为。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仍未解释两种记载何以会有差异，因为印顺是断定现存敦煌本承“南方宗旨”改编本而来的，那为什么敦煌本中没有志道，而惠昕本中却有了呢？杨曾文在表列各种《坛经》本子的时候，曾将惠昕本与敦煌本所依的本子并列于《坛经》祖本之后，即把敦煌本与惠昕本视为《坛经》祖本之后完全并列的两个系统，如下图所示（注：
请参见《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并见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4页，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97页。）：

　　 附图{图}

　　 这种看法似也有问题。因为神会一系修订后“竟成《坛经》传宗”的敦煌本子中有关以《坛经》传宗的记载，几乎都为惠昕本所沿袭，而这种记载却均不见于后来的契嵩本与宗宝本，因此，即使惠昕本主要地不是依据敦煌本，也应该是参考了敦煌本的，这两种本子至少应该是交叉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我们认为，惠昕本所记《坛经》传承之所以与敦煌本有异，很可能是因为惠昕参照另一个文繁的古本进行了修订，而那个古本与敦煌本则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也不能排斥敦煌本对这一古本的影响。

　　 据惠昕的《六祖坛经序》中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注：见《坛经校释》附录。）表示了对古本文繁的不满。然现存的惠昕本也有一万四千字左右，比敦煌本多出了近两千字，它据以修改的文繁古本，想来字数当更多，这应该不会是敦煌本。（注：周绍良先生则认为，“古本文繁”就是宋郎简《六祖法宝记叙》中所说的“文字鄙俚繁杂”，“并不是指字数或情节多寡的问题”（《敦煌写本坛经原本》第190页）。）惠能以后，南宗逐渐盛行起来， 其门徒中流传着惠能以及惠能与弟子的许多传说，并有人出来汇编成书，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像《曹溪大师别传》、《历代法宝记》等，均属于这一类作品。文繁的古本当也就是汇集了各种传说的一个本子。据此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