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敦煌发现的《传法宝记》写本是研究唐代禅宗难得而重要的历史资料，从其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杜胐应是北宗禅法的信徒。该文献所述印度与中国禅宗祖师的世系均与目前佛教界和学术界广泛接受的世系是不同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在修禅方法上，主张不立文字，反对执著文字和言语，主张禅修应自离心中的种种妄想，反对当时比较流行的静坐与念佛相结合的禅修方法，反映了唐代禅宗北宗的基本禅学思想。

《传法宝记》一卷，是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早期禅宗重要史书之一，早失传，惟在敦煌幸存有写本三件，编号分别为P. 2634、P. 3858、和P. 3559，均存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其中，P. 2634为唐代写本，开端完好，并有标题，共二纸，达摩传的后半部及以下皆残损；P. 3858为五代写本，中间仅存一纸，首尾皆残损；P. 3559为唐代写本，是3个卷号中唯一的全本，首题《传法宝记并序》，尾题《传法宝记七祖一卷》。全书由序、目录和达摩至神秀七祖事迹及总论构成，用简短的篇幅叙述了禅宗祖师的传承：菩提达摩入魏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法如，法如再传神秀。这一记载与目前佛教界和学术界广泛接受的禅宗世系是不同的，为众说纷纭的中国禅宗传承体系的确认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文献为禅宗北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而又详实的历史资料。

敦煌本《传法宝记》是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于1936年于法国收藏的敦煌写本中发现的，于1944年由白石虎月在其专著《续禅宗编年史》的“附录”中全文发表。1966年，柳田圣山发表《初期禅宗史的研究》，收有此书的抄本照片，在书后资料的校注中载有他校订、注释的全文，但他忽略了与其它二个卷号的比勘互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杨曾文先生综合敦煌发现的3件写本，对《传法宝记》进行了细致的校订，在此基础上对该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②]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传法宝记》之禅学思想略做探讨。

《传法宝记》署名为“京兆杜朏字方明撰”。至于成书年代，文献无任何记载，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多认为其时当在开元元年（713）。[③] 但杨曾文先生不以为然，他根据《传法宝记》中三处有助于确定文献成书年代的记载，认为该文献应写成于开元四年（716）至开元二十年（732）之间。[④] 当较为可信，已逐步为学界所接受。[⑤]

由于各种文献缺载，我们无法了解该书作者杜胐的生平事迹，但从《传法宝记》书中对神秀法系一系列的赞词和书后所言“昔尝有知音者，令修此传记。今将草润绝笔，辄为其后论矣”等语可以看出，杜胐当是神秀北宗禅法的虔诚信仰者和追随者。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794～864）于开成四年至大中元年(839～847)入唐求法，在其所撰《在唐送进录》中提到：“《南岳思禅师法门传》一帖，清信弟子卫尉丞杜朏撰。”[⑥] 杨曾文先生认为：“这位信奉佛教的卫尉丞杜朏与上面‘胐法师’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传法宝记》的作者杜朏，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是不足以确定的。”[⑦] 此诚得的之论。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南岳思禅师法门传》作者“清信弟子卫尉丞杜朏”与《传法宝记》的作者杜胐当属同一个人。在《传法宝记》中，作者名字前之所以没有冠以“清信弟子”字样，是因为作者自恃学佛多年，对佛学已有较深的造诣，并有师承，若冠以“清信弟子”未免有些拉杂和多余。有唐一代，佛教兴盛，社会化程度很深，由“清信弟子”继而出家而成为“法师”者不在少数。杜胐其人，很可能就是禅宗北宗名僧义福（658～736）曾师事过的“胐法师”。据唐代《大智禅师碑铭》载，义福曾从“胐法师”学习大乘经论。[⑧] 如果这一推论不误，则“胐法师”很可能就是由作为“清信弟子”的“卫尉丞杜朏”在出家后的尊称。据笔者揣测，《传法宝记》成书时，杜胐尚时任小官吏，到后来乃至晚年投到荆州玉泉寺神秀门下出家继而有法师之称的。概言之，笔者认为“京兆杜胐”、“清信弟子卫尉丞杜胐”和“胐法师”属同一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然历史上巧合的事情是有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传法宝记》由序、目录和从达摩至神秀的七章以及作者的总论组成，书后还附有《终南山归寺大通和尚塔文》，记载的是从北魏菩提达摩到神秀的历代祖师以《楞伽经》为禅法要旨的传承事迹和禅法风格。尽管其篇幅不大，但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中国早期禅宗历史，尤其是北宗禅法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