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了解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承与发展的历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智慧之源。研究佛教文化与当代社会的适应性，保持弘扬佛教因缘和合的清醒认识。抓住复兴光大佛教的历史机遇，正视面临着的现实问题，弘扬佛教的有效途径。

　　时至今日，在西方文化向全球推行而引发世界巨大冲突，世界矛盾错宗复杂，人类生存的环境面临着严峻挑战；以人类为中心，向自然过度索取，人心不安，灾祸日益加剧的今天，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理念建设世界，成为当代人思考的重要问题。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从竞争为基本核心的西方教育，将使人类走入一条由竞争到斗争，再提升为战争的死路。人类将何去何从？

　　英国著名哲学家汤恩比博士一句话令当今世界猛醒：“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在中国的孔孟学说、大乘佛法。”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曾经发表联合声明：人类要走向二十一世界，还要回到二千五百年以前，在孔子的思想里面寻找智慧。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及时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迫切理论需要，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正逢世人瞩目中华文化的今天，我们如获至宝地发现孔孟学说、大乘佛学和道家论述结合得水乳交融的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光大迎来了大好时机。流传了二千五百多年的佛教,犹其是以特急鲜明的大乘佛学精神，之所以至今依然能够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就在于其重要理论基础就是因缘和合的世界观,其顽强的生命力就是平等和平的价值观,其蓬勃的鲜活力就是慈悲济世的道德观,其弘法的感染力就是契理契机的教育观, 其弘化的感召力就是身体力行实践观。

　　为了弘扬佛教传统文化，积极构建和谐世界，我尝试从以史为鉴，研究佛教的兴衰成败；以适应现实，分析利弊得失；以弘扬教理，探讨弘扬正法的面临的历史机遇与现实问题，论述发挥佛教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本特性。

　　一、加强对佛教发展历史兴衰成败的研究

　　佛教自两汉之间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到隋唐处于鼎盛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处于鼎盛时期；自宋朝、元朝以后，逐渐衰弱，及至明清稍有起色；中华民国以后，国家多难，佛教更是一跌不振，时至今日，国运昌隆，佛教才又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纵观中国佛教的兴衰成败历史，就是为了能够深入在扬充佛教文化，为当代佛教复兴光大找准切实可行着力点。

　　中国历史上有“三武一宗”制造的法难，到1966年至1976年“十年浩劫”，对佛教文化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三武一宗”法难主要发生在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时期的北方相对严重，触及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为当世者不容忍。认为“天下之人皆入伽蓝，天下之财皆入寺院”，面临内部国力衰弱不振,外部面对强敌挑战,佛教未能承担起慈悲济世的社会责任,统治者找僧侣算账；至于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法难，因此原因错综复杂，至今也缺乏研究成果，我也在此不好妄加评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近现代的经忏佛教,重鬼神而轻苍生，远离社会现实，被打上封建迷信活动和精神鸦片的标签。总之，根据佛教的理论基础因缘论，佛教在各个时期的兴衰成败，也必定有其故有因缘。这里仅仅以佛教禅宗及近现代佛教的流传问题，略说兴衰成败的经验。

　　盛唐时期，因佛教重视广泛开展译经工作、教理研究、内证实修，佛教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对佛教经典的翻译，使汉传佛教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印度早期和中巨期的佛教思想；对义学教理的研究，则使佛教在中国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佛教开宗列派，八宗（天台、三论、华严、禅、净土、唯识、律、密）相继问世，形成了百花齐放，成舸争浪的良好局面。时序的更叠，优胜劣汰，出现了禅宗一支独秀，后来发展成为禅净双修，这里边存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规律。禅宗“不立文字”而讲求体悟修行的学风之兴盛，侧重义学研究的宗派如天台、华严、唯识诸宗渐趋衰微。禅宗至宋代成五家七宗之兴，其思想发展渐趋定型，后世禅法，在修行方法上，虽有看话禅、默照禅、文字禅等诸分途，要旨皆归于“放下即是”、“一切现成的精神超越境界”与“平常是道”、“日日是好日”等理想生存状态的体悟。

　　然而历时既久，禅宗盛极渐衰。因禅门日益庞大，难免鱼龙混杂，流弊杂生，正如释圣严法师所说，禅宗末流，“天天卖弄公案，玩耍话头，徒逞锋利的口舌，没有真修实证的工夫”，于是，“谈公案的人越多，体悟禅味的人便越少。”这些弊端，于晚明佛教中表现尤甚。现还有一种谬论，常听在些人说：“不识字、不研究佛经不要紧，六祖还不是开悟，六祖并没有靠读书开悟。”我们知道六祖慧能确实没有读书，但是他碰到了五祖，有位好老师，善知识。像本师释迦牟尼并不是依靠祖师就开悟的，世尊并没有说不要读书。

　　明代开国伊始，因僧人逃避现实责任，僧人素质低下，对佛教采取严格限制的态度。明成就朱棣曾经公开宣称：“国家之民，服田力穑，养父母，出租赋，以供财用。僧坐食于民，何补国家？”明代后期，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批量出售出家度牒，致使原有的严格的度僧试经制度破坏殆尽，市井流民与浮滑子弟，包括企图逃租减税者，多混入佛门，造成僧尼素质低下。晚明佛教之学风，颓败已甚，宜乎改革创新，导致晚明佛教唯识学短暂复兴。晚明佛教大德们深入教海，重新认识了唯实学精析名相的严谨作风对改革佛教学风弊端的重要要性。

　　清代佛教整体状况，基本明代的翻版，晚明诸师的佛教改革创新思想，直到晚清，才作为“伏流”被“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所整体继承。面对晚清官场腐败，世事人心每况俞下的末世景象，杨仁山对当时的中国现实状况已经彻夜失望，他平生致力于刻经、兴学，自此誓不复与政界往还，全力致于佛教复兴大业。杨仁山成为中国近代唯识学思潮承前启后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国至今，“人间佛教”的旗帜鲜明。明清以来，传统佛教专注死鬼领域而大兴经忏佛事之能事，成了荐亡度鬼的重死重鬼的经忏佛教，对现实社会人生很少关注，离人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导致人们也终于离这种佛教越来越远。于是佛教就打了封建迷信，精神鸦片的标签。杨仁山的另一位弟子太虚法师，受到杨仁山、欧阳竟无一系列佛学思想理路的影响，希图发法相唯识学涵盖世间一切学术，由是而开展其“人生佛教”改革理想。太虚大师说：“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平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坡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的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人生的佛教》）。印顺法又针对印度佛教后期重视天神的倾向，从《增壹阿含经》的言“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得到启示，侧重提倡更重视人间生活的人间佛教。印顺法师说：“太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是针对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够脱落神秘化、鬼神化，出世化，回到现实的人间”（《游心法海六十年》）。太虚大师的后学有释印顺、赵朴初等成为“人间佛教” 的缔造者。近代唯识学的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欧阳竟无和释太虚这两位世匠为中心而展开的。这是对传统佛教中“死鬼的”、“天神的”偏向进行对治，是回归佛教本来面目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