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和之言曰：“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 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40]熊先生一生作文证理，气势雄健一泻千里，信誓旦旦自负过人，学界一般亦认为，熊先生于新儒家的贡献，主要在于其本体论的论证，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在那个毁弃传统怀疑传统的时代，熊先生之所以能壁立千仞，其对儒家孤怀独往的愿力和信念是更为根本的，或者说，熊先生之所以一生孜孜于“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所以有本体论论证的贡献，乃是因为其对自我精神生命的强烈期待和确证。熊先生曾自题庐山壁云：“数荆湖过客，濂溪而后我重来，”[41]晚年又云：“七十年来，誓以身心奉诸先圣，确如曾老农挥过血汗来。”[42]我们读过他的书，可以很快淡忘他的精致细密牛毛茧丝般的论证，但是他的坚毅不拔的愿力和义无反顾的信力是时刻激励着人的。由此我也认为，熊先生之由佛归儒与其说是一种逻辑论证的必然性的结果，毋宁说是一种形上信念的或然性抉择。论证可以是疏漏的，甚至矛盾错误的，愿力信念却是无可辩驳的。熊先生在《明心篇》中曾感叹道：“自人类思想开发以来，对于宇宙人生略有悲乐两种观察。印度古代数论有勇、尘、暗三德之说（勇是能力，尘是物质，暗是一种迷暗势力，与佛家所云无明者相同）。宇宙开发，人生资始，皆由三德为其因。释迦氏说明宇宙人生，则有十二缘生之论，而其十二缘则以无明为导首。其后学虽有小乘大乘之分，要皆根据十二缘生之本旨无或违背者。据印度先哲之论，宇宙根源，人生本性原是一团迷暗势力，此释迦氏所以作厌离想，而大乘诸师承之以修空观也……余少治老庄，三十后学佛，参验世事，时兴‘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之叹，而益欲深穷宇宙人生之大原，其果为迷暗耶、恍惚耶、浑沌耶？然每当斜阳一片，登高望天，辄回忆儿时读阳明王子之书，曰‘知善知恶是良知’云云，乃叹曰：余分明有良知在，奈何不自信？有生之源，可谓迷暗乎？余于二氏之说终有所不肯。洪惟《大易》，以乾表示生命、心灵……乾为阳性，明生命、心灵有刚健、昭明诸德性也。”[43]所以，在《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中，他说：“吾尝言，佛家原主出世，使世而果出也，吾亦何所留系？其如不可出何，如欲逃出虚空，宁有逃所？是故智者哀隐人伦，要在随顺世间，弥缝其缺，匡救其恶，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本中和而赞化育，建皇极而立蒸民，此吾夫子之道，所以配乾坤而同覆载也。”
　　 （三）小结
　　 一般说来，不同宗教或文化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命题是不可通约的， 即使拿来参照比较，亦无纯粹学理上的扬此抑彼或抑此扬彼的充分理由，因为宗教或文化语言本身即是它的真理，它的生成土壤，它的历史形成就是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正是基于此，卡尔纳普才提出了著名的宽容原则，有什么样的生存处境、有什么样的对人与世的感受和证验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事物语言构架”。依实说来，任何宗教在对世界和人的基本看法上都是一种独断，一种抉择，佛家如此，儒家也如此[44]。它们的语言既是事实语言，更是价值语言，是求真的判断，更是求善的判断，是本文化系统之内的真善统一。对于新教神学来说有因信称义，对于儒佛二家来说也是一样，都把立志、发心、起信作为第一等大事。落实于个体身心的皈依抉择，则因各自的身世、气质、愿力不同而有差别。百姓日用而不知，既不追问，也不信仰，只是在习俗中遵循一种随便什么样的传统罢了，可能他对什么都兴致勃勃，但其实是什么都无所谓。而对于那些虽然心常戚戚但信力愿力不强的人来说，无论什么样的身世和环境都不可能使他们将身心寄诸一极，而是恣采众长，悠游其间，如晋之渊明，宋之东坡。而对于另一些人，则一日无归，就身心无主。此等人在西方思想史上在所多有，但我国近代以来也不乏其人，梁漱溟就自称是这样的人，且就是这样的人，熊先生更是如此。就儒佛二家而论，隋之智者大师近世之欧阳渐的皈依佛门，也许都有“平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的意味在内，但二者皆是信力极强的人，而王阳明熊十力的毕竟以儒家为依归，虽然历经艰辛与求索，但二者皆是天资极高信力极强的人，都有六经注我的禀性和气魄。唐君毅谒欧阳渐，欧阳力劝唐入其门下，唐长跪婉却，谓佛法非不精深高明，然自己与佛法实有未契接处在，故不敢入其门下，此非信力而何？而此种起信与皈依又以人的生存处境为问题起源，以此民族的先哲往圣的文化创造为精神资源，以自身及其同类所遭遇之苦难为现实关怀。我民族之精神生命至晚近而衰颓，《红楼梦》将一切生命价值贬入虚无，只剩下一个情天孽海，即此一个“情”字，最后也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熊先生遭遇此“百年奇劫钜变”，早年革命，中年向学，立志为我民族之精神生命返本开源，白首而不渝。惜乎其不通西学，未能综观人类精神生命之原创而出新。
　　 熊先生之弃佛归儒以及由此引起的儒佛之争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 《新唯识论》出，其师欧阳渐即斥其“灭弃圣言”，劝其“降心猛省以相从”。从欧阳渐的角度看，四字确是的论，指出了熊先生转依的实质；其余纷纷攘攘的驳难，无论谁对谁错，其实都是次要的了。平心而论，熊先生衡论儒佛二家学术，疏漏、取舍甚至歪曲之处甚多，这取决于熊先生之衡论二家之目的并不在于衡论二家本身，他决不做“专家之业”，而在于从根本信念上放弃佛家，而坚立其对儒家天德人道皆具生生、刚健、昭明德性的信念。概大凡真正的学者，皆有其根本的不可或夺的信仰抉择。出此之外，不足以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