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　黄夏年《四十年汉传佛教研究》，载《佛学研究》创刊号，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3年。
　　[2]　吕建福《四十年藏传佛教研究》，同上书第295-269页。
　　[3]　黄夏年《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四十年》，同上书第270-277页。
　　[4]　黄夏年《二十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5]　麻天祥《佛教与二十一世纪》，载《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6]　黄夏年《当前中国佛学研究的难点与对策》，载《闻思》，南京金陵刻经处编，华文出版社，1996年。
　　[7]　吕建福《一个世纪来国内藏传佛教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
　　[8]　姚南强《百年来的中国因明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9]　镰田茂雄《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载中国佛学院学报《法源》2000年。
　　[10]　林镇国《当代欧美佛学研究方法之省察》，载《佛学研究》，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8年。

　　 中国佛教包含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本文只对汉传佛教的研究作一回顾与展望。

　　 就世界范围来看，研究中国佛教的主要有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地区，本文着重论述的是中国地区的中国佛教研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佛教研究又各有不同特点，本文侧重的是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回顾

　　 中国佛教富有重视学术文化创新的优良传统，以教内的高僧硕学为代表的传统佛学的探索阐发，绵延不绝，源远流长。但是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研究实始于二十世纪初。从研究视角、方法和内容来看，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上半叶的历史学与文献学的研究阶段、下半叶约前三十年的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阶段，下半叶约后二十年的文化学、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阶段。（注：参见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载《中国宗教研究年鉴》第99-113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7月版。）

　　 第一阶段。随着西学东渐，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新式高等学堂，此时讲授中国文化、历史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人文科学课程。有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包括经过国外系统学术训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把讲课授业与著书立说结合起来，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与国外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国学。而此时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原已佚失的法相唯识宗文献从日本回归，也激发了有关学者整理和研究佛典的兴趣和热情。在这个阶段里，研究中国佛教取得重大成果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梁启超、汤用彤、陈垣、陈寅恪、胡适等名家。其中汤氏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资料翔实，考证精审，立论有据，观点新颖，均为传世佳作。胡适的《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等，极富创见，成一家之言。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学者都开了风气之先，实为现代中国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于受到学术研究新风气、新规范的影响，一些拥有一定文化或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佛教徒，也把学术研究和荷担弘法结合起来，探究立论，撰写著作。如僧伽界的释太虚、释印顺，居士中的欧阳竟无、吕澄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虽和学术界专家的纯学术研究有所区别，但如日后相继出版的印顺的《中国禅宗史》、吕澄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学术品位，毫无疑问也是上乘的。

　　 此时，欧阳竟无创建南京支那内学院，也重视佛典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藏要》三辑七十四种。此套书针对历代藏经的弊端，选辑大藏要籍，经精校详注后而刊行。在佛典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也曾引发过激烈的论争。如欧阳竟无等人指斥《大乘起信论》是非佛法，是“外道”之论，以太虚大师为首的武昌佛学院学僧则给予批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从而推动了佛教研究的开展。《大乘起信论》义理真伪之争，是一场重要论争，其间涉及到对佛学义理的理解以及对中印佛学的联系与区别的看法，影响深远。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佛教研究也出现了新特点。据《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注：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作者王雷泉教授统计，从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间，大陆中国共发表佛教方面的文章为1003篇，平均每年59篇。从1967年到1973年没有发表过一篇宗教性的文章。1977年形势出现转机，宗教类的文章渐次增多。在五十、六十年代，学术界的中国佛教研究成果，多出自于少数高等院校哲学系的教师。他们多结合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佛教思想，开辟了佛教研究的新路向。1955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述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有关中国佛教的条目，内容为教史、教理、宗派、人物、经籍、仪轨制度、中外佛教关系等。汉文条目共四百余篇，约二百余万言，后经整理编辑，由知识出版社印成四册，于八十年代发行。（注：《中国佛教》第一册1980年4月版，第二册1982年8月版，第三、四册1989年5月版。）这是佛教界研究中国佛教的重大成果，极富学术价值。

　　 第三阶段。在改革开放思潮的激励、推动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学术视野和思维路向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批从文化角度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曲直，优劣高下，兴起了“文化热”。佛教界领袖人物也针对社会上流行的“佛教是迷信”的说法，振臂高呼：“佛教是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研究的深入展开。随着研究佛教生力军的逐年增加，中国佛教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以至迄今为止，佛教研究的成绩极为突出，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据统计，在九十年代，有时一年发表的佛教文章，就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

　　 总的看来，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中国佛教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八个方面展开的：

　　 （一）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学者的关注，一直是中国佛教研究的重点。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8年。），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系统论述了隋唐以前的佛教历史，资料翔实，分析缜密，多富创见，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全书计划八卷本，我们期待着后五卷本的早日问世。吕澄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长期呕心沥血而成的佳作，全书着重从哲学角度论述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与发展，精辟深刻，学术价值很高。郭朋有多部佛教史论着，他在本世纪末独自完成了中国佛教通史的系列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