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佛教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佛教学术研讨会增多，学术交流频繁。自1980年9月首次在西安市举行“全国佛教学术研讨会”以来，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已成功举办了全国性的各种佛教学术研讨会六十次左右。会议的主题多集中在宗派、人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研讨会既及时地交流了科研成果，又促进了佛教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此外，有的研讨会还与台湾地区、日本、韩国联合召开，有力地推动了海峡两岸以及中日韩三国的佛教学术交流。

　　 百年中国佛教研究史表明，以下四个研究重点和路向几乎贯穿于全过程：一是重视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与撰写。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到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三卷），以及众多学者撰写的佛教史、佛教思想史、断代史、宗派史等，无不反映出佛教研究中的中国史学传统和外国史学方法的巨大影响。二是重视佛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从早期南京支那内学院整理、出版《藏要》，直至80年代以来，佛教典籍的整理越来越被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是法相唯识学的研究。自杨仁山从日本引回法相唯识学的典籍以来，一时在僧界和学界激起了法相唯识学研究的热潮。南京支那内学院、北平三时学会和武昌佛学院成为佛教界研究法相唯识学的三大重镇，欧阳竟无、吕澄、韩清净等都是教内唯识研究的专家。在学界，如熊十力先生对法相唯识学作了独创性的研究。近20年来，西方现象学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又进一步推动了法相唯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四是禅宗的研究。20世纪推动禅宗研究的学者，当首推胡适。正是胡适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在禅宗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创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注：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胡适集》第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引起了僧界和学界的强烈反响和热烈争论。学界的一些泰斗和佛门的龙象，都卷入了论争之中。禅宗的创始人问题，直至今日尚无定论，除胡适的神会说外，还有菩提达摩、道信、弘忍、慧能乃至马祖道一等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禅宗之所以成为中国佛教研究长盛不衰的热点，还与它的修持方法、教学方法直接相关，尤其是禅宗的“顿悟”直觉方式和大量“语录”，更是和世俗社会的文学、艺术、伦理、哲学等文化形态兼容相通，以至一直受到学术界、文化界的青睐，禅宗是中国佛教研究的恒久课题。

　　 　　二、启示

　　 从百年中国佛教研究的简略回顾中，探求影响和制约中国佛教研究的各种重要因素，分析中国佛教研究学者自身和客观条件的优长和缺陷，也许会从中得到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佛教研究的有益启示。

　　（一）影响和制约中国佛教研究的诸因素

　　 1、从百年中国佛教研究的全过程来看，中国佛教研究几乎一直是依附于传统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发展的。这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作为宗教学的一个分支中国佛教，要开展现代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一般说来只能依附在与它关系密切的人文科学中；同时，又主要是高等学校文史哲学科的学者才有兴趣、有可能和有条件从外部不同角度切入研究中国佛教。这种研究的好处是，有助于从多种角度揭示中国佛教的内涵，也有助于相关学科的比较研究，但这种研究有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弊端，就是难以深入把握中国佛教的特质，难以真正理解中国佛教的全貌，甚至模糊了佛教之为宗教的本性。

　　 2、研究者的素质对中国佛教研究成果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百年中国佛教研究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类人的贡献最大，一是学贯中西，掌握多种语言工具，熟悉西方相关研究方法的学者，如汤用彤、胡适、吕澄等人；二是精通古汉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造诣的学者，如熊十力等人，他们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传世著作，都提出了后来学者难以逾越或难以绕过的新观念。这为我们培养、造就中国佛教研究的高层次人才指明了方向，表明逐渐造就一批掌握多种语言、视野开阔、了解外国相关研究成果和方法的青年学者，对进一步提高中国佛教研究水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思想观念对于研究中国佛教的立场、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在宗教研究几乎停顿的状态下，确实具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巨大作用，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研究的开展和开拓。又如“佛教是迷信”与“佛教是文化”两个不同的命题，前者必然导致窒息佛教研究，甚至把研究引向单纯的批判，而后者则有助于开辟从文化角度研究佛教的新天地。至于对佛教持崇信或反对的两极立场，以及是否必须亲身实践体悟佛教义理才能研究佛教的不同看法，都将影响中国佛教研究的开展，而且对研究成果是否最终为社会与学者所认可也有一定的关系。

　　 4、经济对中国佛教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经费的投入。佛教学者必须长期坐冷板凳，坚持不懈，潜心研究，才会有所得。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研究只集中于南北方少数几个佛教团体和个别高等学校就与经费状况有关。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家在有些高等院校成立宗教系、设佛教研究重点基地，在社会科学院系统陆续设立研究佛教的机构，并给佛教研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这就使中国佛教研究得到了重要保障。二是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当前，出版界有些人会吸引有些相关学者撰写适应普通读者需要的通俗读物，这种通俗读物的写作与出版也是需要的，但有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正常的学术研究，因此有关单位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佛教学术研究精品的写作与出版是很有必要的。

　　（二）优长与缺陷

　　 通过百年回顾得到的启示并结合现状的分析，我们认为，大陆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自身和客观条件大致有四个优长和四个缺陷，四个优长是：

　　 1、中国拥有汉文、藏文和巴利文三系的佛教典籍，是保存佛教文献最完整、最丰富的国家。中国又拥有大量的佛教文物，且时有考古的新发现，这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佛教得天独厚的特殊有利条件。

　　 2、从研究中国佛教学者的素质来看，由于母语文化与所处国度的关系，中国学者占有阅读、理解中国佛教典籍的方便条件，因此专业知识的积累较为扎实，拥有过硬的基本功。中国学者大多具有较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这对于了解在古代中国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诸宗，深刻地把握中国佛教宗派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实质极为有利。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也多富有理性精神，能够冷静地对待佛教，客观地研究佛教；也长于分析和综合，善于宏观地、整体地研究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