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百年来的佛学研究的评价者现在还不多，笔者虽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只是出于工作需要，作一些介绍性的内容，尚谈不上什么总结性。葛兆光先生他曾经关注到这个问题，撰写文章，提出过比较有意义的观点。他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史研究的路径，「大体可以分为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一九五○年以前）、哲学史阶段（一九八○年以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阶段（一九八○年代），以及近来刚刚出现，也许会持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宗教史研究转型阶段」[注2]。佛学则在这三个阶段中是最突出，倍受关注的学问。我们应该看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佛学一方面是世界佛学研究的体现，另一方面又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特殊表现，注定了他所走过的独具特色的道路，我们所说的「查家底」，实则可以以葛先生所说到的几个阶段的特点而予以展开。　　  　　 

　　 佛教史学的发达，应该算得上是葛先生所说的第一阶段的明显成果。的确能够经得起考验，被视为佛学名著的大部分史学著作，主要出在这一时期，如汤用彤、陈垣、周叔迦、蒋维乔、黄忏华等前辈的著作，直到现在还一直被人们反复阅读。这些著作的特点是：考证精到，材料翔实，论证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深厚文史功底，是我们后人效法的楷模。胡适的著作也可以算在其中，但是由于他过分于「标新立异」，因之难免会有不确之处，但是他给后人的影响却始终存在，特别是对研究禅宗的人来讲，胡适的著作不可不读。　　  　　 

　　 二十世纪八○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佛教恢复了活动，佛学研究也开始繁荣，这时进入了「哲学史的阶段」，由于已经有了前期的「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垫底，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一些佛教史学著作的出版，比较重要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主述隋唐以前的佛教历史。此书基本上囊括了已有的学术成果，并吸取了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体现了当代佛教史学方面的最高水平，可惜的是全书计画八卷本，但是后五卷一直没有出来，而根据二十世纪学术界的研究情况，隋唐以前的研究一直是二十世纪的重头戏，薄弱的是宋以后的佛教史，所以后五卷的出版必将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吕澄先生的两部著作，即《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也是重要的世纪名著，学者认为此书还是一个提纲挈领性的纲要著作，如果就此展开，将能写出一本高质量的佛教通史出来。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对宗派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禅宗的研究是显著的成果，已经出版了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著作大概有十本左右，其中杜继文和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潘桂明的《中国禅宗历程》，以及洪修平、邢东风、葛兆光的断代禅宗史的著作都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学者在撰写禅宗史学著作时，都注意到了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少于重复人家的研究，重点研究是在断代史上，如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史》侧重于宋代以后的禅宗研究，对唐代的禅宗着墨不多。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虽然主述宋以前的禅宗，但是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了考史的功夫上，因此有评介前人得失的特点。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则充分吸取了日本学术界的成果，弥补了中国学界的不足。以上的一些著作，除了《唐五代禅宗史》以外，大多数人的著作还是侧重于思想史的研究，史学的份量似还不够，反映了我们几十年来哲学史研究的风气，也与作者大多数都是哲学专业毕业的人有关。二○○一年吴言生的《禅宗思想渊源》、《禅宗哲学象征》、《禅宗诗歌境界》三书的出版，为禅宗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作者系研究文学的学者，因此此三书的重要特点是在禅宗文学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使禅宗研究在文学史的领域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此外像《华严宗通史》、《净土宗通史》、《三论宗通史》、《中国密教史》乃至东南亚佛教史的专着等都已经有人做出来了，这些著作虽是开先之作，有些成果也不是十分理想，这应与这方面的研究不发达还有一定的关系，此外在利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上还做的不够，因此在这方面还有广阔天地可为。总之，在史学方面我们已经走出了写通史概论的阶段，正在朝着纵深的方向发展，体现了「宗教史研究阶段」的特点。　　 　　 

　　 还应当提出的是，近年来在中国佛教近代史的研究方面我们有了长足的进步，至今已经出版了七本专着，这些专着也是各有所长，有的侧重于史料的挖掘，有的侧重于议论，有的侧重于体系的建立，有的侧重于资料的介绍等等。研究近代史，实际上为现代佛教服务的，由于这些研究事关佛教的慧命，因此这些著作的出版本身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这些研究成果在大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在重大事件上也做了较深入的挖掘，可是还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清理，一些人物的研究还有必要加强，不过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还在于资料的整理，举例来说，仅二十世纪上半叶，佛教界曾经盛行办刊办报，有的报刊还办的非常有特色，据不完全统计达到二百种以上，然而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这些刊物了，所以这样一来相对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台湾的张曼涛先生曾经整理过一些有用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主要出于十几种刊物，大部分资料还未能充分利用，如果真的能把这方面的资料都尽可能的找出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新的看法，对某些人物的评价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近现代的研究，仍有加强的必要。特别是在专题和个案研究方面，更要深入为是。　　  　　 

   对当代佛教的问题的研究，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出现的。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前段时间的佛教研究处于沉寂的状态，恢复研究活动后，准备不足，拖延了时间；二是政府和佛教界重视了这方面的研究，像这几年的课题研究指南有意向当代问题倾斜，佛教界也需要一些新的理论出台，以能为解决某些问题提供一些思路或意见。但是在具体研究活动中存在种种的不便，故当代佛教的研究虽然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可是成果不多，连一些调研的报告也很少发表，有的人写文章气势宏大，立论鲜明，但在行家的眼里却觉得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抓不到点子上，看来难度很大，特别是上升到理论高度的文章，对现状有针对性的研究，更不好写，所以要说查家底的话，我以为这方面的家底最为薄弱，而且这种局面看来短期内鲜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