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佛教人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百年来最热门的人物应属玄奘，因为它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尤巨，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与敬仰。仅在一九五○年代以后召开他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就达五次以上，今年又要在西安慈恩寺再次召开纪念会。其次应是与天台宗有关的智者大师的研究，因为他是天台宗理论的创立者，故在九○年代以后，已经召开了四次会议，出版了几本专着。再下来应是鸠摩罗什和鉴真，前者是在于它对中国佛教作的贡献，后者则是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对这两位先哲近年来都召开过纪念性的学术会议。六祖惠能的研究也是百年来的研究的一个热点，召开过一次学术讨论会，但关于他的研究专着则明显地超过了罗什和鉴真二人。应该说中国古代佛教史上著名的僧人有很多人都被不同程度地研究，但是在深入性方面还似欠缺。对近现代佛教人物而言，研究太虚大师的成果应为最丰，这与他曾是当代佛教界领袖的地位有关，其中也包含了他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改革思想一直得到佛教界和学术界推崇。最近有关宗密的研究专着也已出版，这本着作应能与国外的专着至少处于同等的水平，抑或超出也不为过。　　  　　 

   二十世纪初杨文会居士领导的金陵刻经处是中国佛教出版业的执牛耳者，刻经处印经的特点是校勘精到，断句清楚，可信度高，故受到了学术界的推崇与使用。上半叶影印出版的《碛砂藏》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赵城藏》的发现曾经引起了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八○年代以后，佛教界整理影印出版的《房山石经》和学术界以《赵城藏》为底本整理的《中华大藏经》的出版则为此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佛经的出版近年来一直是出版界的一个热点，标点本、选编本、白话本、影印本都在市场出现。但是其中很多都属于经济行为，学术水平不是很高。有特点的还应是《藏外佛教文献》。佛教界近年来也印了不少的经典，主要用于结缘，有价值的不多。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的纪念年，敦煌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显学之一，涉足此领域者甚多，整理写经的人大有存在，《坛经》的研究就与敦煌热有关。关于古代一般经典的研究涉入者虽多，大都是一些注疏本，真正专研某一部经的人还是不多的。相比之下，佛教界内部的人比学术界的学者更重视通研一经的工作。　　  　　 

   佛教哲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强项，而且从古到今历代人士都重视这一理论的探讨。二十世纪的佛教哲学研究以《大乘起信论》辨真伪的争论为始，之后转向了唯识学的研究，以欧阳竟无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的居士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吕澄、王恩洋、唐大圆等人是佼佼者。五○年代以后，佛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表现是方法论的转变，即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佛教的教义思想，老一辈的学者任继愈和方立天的成绩尤着，开启了一代学人。近年来关于儒释道三教的比较研究正在开展，已经召开了三次这方面的会议，但是鉴于这一课题难度很大，要想做的很有深度也不容易，所以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研究著作出版。 
　　 　　 
　　 如果说敦煌学的研究是佛教考古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重头戏，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佛教考古则取得了全面的丰收，法门寺的考古发现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具有改写佛教史的价值。五○年代以后，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学术界从事这一工作，曾经发起过几次文物普查，最终建立了全国性的文物网络，如今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物部门，对当地的文物保护与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此外国家多次组织大学考古系的师生调查研究石窟和佛教遗址，中国佛教协会也曾经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这些活动对中国佛教石窟和石经的勘察已经基本摸清了现状，而且还对石窟的分期也作出了界定，出版了具有保存价值的精美画册，现在又输入计算机，完成了数据库的制作。佛教考古是二十世纪佛学研究取得最有成绩的学科之一。　　 　　 

   此外，就汉传佛教的研究而言，二十世纪下半叶还在佛教文学、寺院经济、语言学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成就，其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世纪末由于各地有一批人士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其结果是推动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比较重要、有影响的佛教地区，都有比较可靠的宗教志撰出，而学术界也做了像上海佛教、福建佛教等的研究，并出版了正式成果。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藏传佛教更多的是处于了解和介绍的阶段，许多藏汉僧人和居士通过藏地与内地的交通，对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互动起了推动的作用，特别是在介绍和翻译藏传佛教的经典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而密教的研究则占这方面研究的很大比重。五○年代以后，出于现实的需要，一方面国家组织学者做了民族调查，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而对藏传佛教史的研究是学术界的重点，王森先生的佛教史著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特别是格鲁派的研究有突出的表现。寺院经济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八○年代以后，藏传佛教的研究有了飞速的发展，译介了大量的藏文经典，历史的研究基本上铺开，各个宗派都已涉及而且研究较为深入，但重点除了格鲁派之外，与密教有关系的一些派别成为又一热点，例如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就很突出，专家认为此书有体系，有深度，资料来自于第一手，较好地厘清了西藏密教的历史。藏传佛教的人物研究，已经基本上搞清楚活佛系统，牙含章研究的达赖和班禅的著作对这二大活佛系统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但是除了班禅与达赖等领袖人物外，其它的人物仍处于介绍的阶段。教义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明显地进步，但与历史研究相比，仍然差之甚远。至于有关的佛教仪式、文学、组织、寺院等等的研究也还很不够，但是藏传佛教的考古已经有了可喜的开端，可惜的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在语言的驾驭上还不能到位，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关于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至今仍是二十世纪最不发达的研究之一。百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民族学的内容而展开的，基本上仍然处于介绍性的阶段，但是有关的资料因五○年代的民族调查，已经保存了相当的数量，今后可以为学者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