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和发展趋向(2)
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是历代先贤之所作为。没有智顗大师的判教理论和止观实践，就没有中国佛教八宗的肇始；没有慧能大师的《坛经》典籍和神会禅师的终生弘传，就没有禅宗的百世延续，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是做出来的，不是树出来的。“大树特树”，早已被历史证明不灵，不如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知行合一，六度圆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人天师表，教化十方，普度众生。
佛教在中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仅仅属于佛教自身，而是属于几乎整个民族，几乎所有民众，尽管中国并不是全民信仰佛教，也不是政府规定信仰佛教，但是，对佛教的关注，绝对不仅仅限于信奉者。佛教的兴衰浮沉，关乎国家安全、民族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因此决不可以掉以轻心，或仅仅视为私事。如果只有佛教自己关注自己，他也就失去了社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唯一被称为“社会财产”的财产，是佛教的财产。在中国，佛教的信仰是不受教徒登记限制的信仰，佛教的语汇是民族语言中至今俯拾皆是的语汇。佛教及其文化，理所当然的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心中国佛教的权利和责任。因此，并不奇怪的是教外人士甚至比教内人士更关心佛教，在家人与出家人一样参禅悟道，这几乎已是司空见惯。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即从杨文会肇始；中国佛教协会的建立，离不开一大批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民主人士的倡导成就；“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更仰
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要靠慈悲、风骨、操守、修为、德行、学养、襟怀、风采、气度、性情和著述、教习、布施、功德等所有真实成就去创造，而不是靠地位、职务甚至金钱去攫取，更不能靠政令去维持，也不需要辩论、批驳或解释。“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才是一座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永远的丰碑。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检验中国佛教社会形象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发展的认可，是人类历史的认可，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认可。
我作为一名从事佛学研究30年的学者，对中国佛教的社会形象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好形象应该如何创造？仅提出以下拙见：
一、佛教团体的社会形象。佛教团体应以加强自身建设为主，发挥四众弟子的各种优势，发挥团结各界、沟通上下的桥梁作用。佛协不是行政机构，不能建立自上而下层层辖制的垂直领导。中国自古以来没有建立佛教干预政治的制度，实为中国佛教之大幸。“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三武一宗”灭佛固然不可取，但是，中国佛教恰好从中汲取了历史教训，远离权位之争，为佛教赢得了生存的空间。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地区自古政教分离，实为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也是宗教之幸，免去触及世法而遭灭顶之灾的许多可能性。及至当代，政教分离更成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各级宗教领袖参加人大、政协，是适应国情民意的需要，参政议政，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决不能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当作一种官阶来看、来当、来争，同样也决不能把在任何一级佛协的职务身份当作一种官阶来看、来当、来争。离开会场，献出议案，一定要归位，归到僧团的本位上来。僧众和群众，对于佛教界的一些人得“官”忘本现象深恶痛绝，指斥甚多。这是影响中国佛教形象的第一条。“山有高僧，国有贤相”，中国佛教应该保持冷静观察世道人心的超越地位，成为有助于提升世道净化人心的清凉剂，而不能把中国佛教变成另外一个角逐激烈的名利场。
我认为，在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佛教团体和寺院的正当合法宗教活动是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紧紧依靠当地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特色越突出，生命力越旺盛，对地方的贡献就越大，对中国佛教的整体形象而言就是真正的繁荣。涓涓溪流只会为每一处都市乡村增光生色，当他们一同汇入滚滚江河时，神州大地会因此变得更美好。
对于中国佛教的未来，也要运用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发展，就要有开放的心态，要承认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不能规定只能如何，不能如何；能与不能，要经历实践的考验。据我观察，中国自北向南，自东向西，仅就汉传佛教而言，在同一面佛教的旗帜下，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口号，不同的法门，不同的佛门领袖身边都聚集着不同的信众。诸如生活禅、少林禅的不同弘扬方式，以及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太姥山佛学院等佛教人才基地的不同研修学风，都是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不可替代。就目前的国情而言，一些寺院的管理经验确实值得借鉴，但是，各地都需要结合实际，创出适合自己地区的路径，没有必要强行推广。青海在搞“平安寺院”，非常有意义、有价值、有效果，但是，不一定全国都来搞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