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黄心川先生所言：“巨赞法师是改革浪潮的浪尖儿太虚路线的继承者，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了佛教的复兴和改革，殚精竭虑，勇猛直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奉献了一生。”“巨赞法师是一位解行相应的佛教改革家，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佛教的改革和复兴事业。”

一、追求佛教改革的一生

据法师自述，19岁那年他到杭州灵隐寺想出家，刚巧太虚法师在那里，要他做一篇出家志愿书。当中有一个志愿是“改革佛教”。太虚法师对其文很赏识，有“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的评语。可见，自青年时代起，巨赞法师就早已立下改革佛教的宏愿。

1932年在杭州经太虚法师介绍，依灵隐寺却非和尚正式出家，受具足戒于宝华山。之后先后在欧阳竟无的内学院和四川汉藏教理院学习、教书。抗战中，一九三九年先在湖南南岳办佛学研究社，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1940年秋，到广西桂林办《狮子吼月刊》。“《狮子吼月刊》，1940年12月15日出版。……据该刊《代发刊词》云：‘该刊的主要内容是着重用历史眼光，对全部教理，作有系统的整理，顺应时代潮流，重新建立一套新佛教的理论。同时，更针对敌伪的荒谬宣传，尽量发挥佛教的反侵略的思想，从佛教岗位上，来巩固抗日民族战线，支持长期抗战。所以，其基本任务就是，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佛学，使佛学通俗化、现代化，而能适应现代思潮，树立新佛教运动的文化堡垒。宣扬佛教的反侵略思想，促进佛教同仁为抗战救国服务。报导国内外佛教动态，以佛学观点来评价现代一切学术思潮。’……该刊自创办以后，一直在新佛教运动方面颇有建树，除了宣传新佛教运动之外，还专门出版了‘新佛教运动专刊’，在当时佛教界独树一帜，影响很大。”反映巨赞法师关于佛教改革基本思想的篇章《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新佛教运动与抗战救国》等都是在《狮子吼月刊》的前几期集中刊出的。这份期刊实际只出6期，即1940年第1卷第1、2期，194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第l卷第5、6、7期合刊，1941年第l卷第8、9、10期合刊，1941年第l卷第11、12期合刊。短命的期刊却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

“这一时期由于法师和各界频繁接触，得能深入考察社会各个阶层的底蕴，从而坚定了他彻底改革佛教的夙愿，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撰成了约二十万字的《新佛教概论》。……《新佛教概论》的基本内容是：认为过去的佛教和封建主义血肉相连，佛教徒的思想行为受它的影响很大，不少是迷信的、落后的，因此要排除佛教中封建迷信的毒素，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须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大乘教理，才能弃伪扬真，澄清思想；在行为方面，要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以之实践理论；对于僧伽制度、僧伽教育的改革，僧伽人才的培养，寺庙的管理和整顿，经典、文物的保管和整理，佛教界的因循守旧的积弊如何革除等等，在这本书里都有详尽系统的阐述。对于广建坛场，聚众讽诵，以做佛事为衣食之资，巨法师尤为反对，他一向力主佛教徒要要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发扬古德“一目不作，一目不食”的美德，恢复释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陀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淘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才有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也才能体现“生产化、学术化”的宗旨。”

在桂林期间，巨赞法师曾想把广西省佛教会作为新佛教运动的一个据点，“目前最要紧的，是找一个新佛教运动的据点。有了据点，才能集中人材，分工合作。……由于他本身的没有阻力，党政界的开明，加上文化界的热情，我们想在这里建立新佛教运动的根据地。……同时想应用生产化、学术化的原则，组织一个实验丛林，全国为佛教界之倡。”后来不知何故没有结果。

1942年巨赞法师离开桂林，来到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主持。“我倒很想把西山做个实验的场所，最近已经成立了佛教会，会址设于龙华寺，会员约有二百余人；李公祠和水月宫本来是浔地男女佛教徒礼拜之所，亦已改为居士林，附设五明图书馆。……每月下山两次，为女居士们所举办的女子佛学研究班授课。假定经济可能充裕的话，还得办刊物，和编印比较通俗的佛学书籍。这是关于学术化方面的。‘生产化’方面，从培植西山茶着手，已经开了十多亩田地，种了百多年种子，大约三四年后，每年或者可以采到几百斤茶叶。……那我们的生活，真可以连田租都不靠。”法师还有关于风景建设方面的具体设想。可惜的是，法师在这里的佛教改革事业刚刚开了个头，就由于国民党顽固分子的诬陷与阻挠而中断。

1946年巨赞法师回到杭州。那时的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曾经鼓励他草拟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务的计划。后来其继任者陈仪与省民政厅厅长杜伟居士都两次希望他能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务，法师认为“社会经济基础未变，旧有的一切，结合在一起，牢固不化，以民政厅长的全副力量，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观的愿望，唯心的想法，决不会成功的。”

1948年巨赞法师在香港讲经，遇到了李济深、沈均儒、章伯均、郭沫若诸先生。大家都认为佛教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人民解放军不久解放全中国，佛教的现状必将打破，以后如何做法呢？巨赞法师鉴于此就到台湾去考察，想看看日本化的佛教，究竟如何？巨赞法师在台湾参访一个多月，撰写了《台湾行脚记》，其最后结论是：“台湾佛教正面临着必须向。‘中道’转变的关头，谁能不忘根本，而又能顺应潮流，即足以领导台湾未来的佛教，也将被全台湾的三百万佛教徒所拥护，而协助政府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日月潭的湛澄，草山的雅静，将会钟毓一两位出类拔萃的大德，打开台湾佛教的局面。噫！非斯人，吾谁与归？”考虑到巨赞法师到台湾考察佛教的背景——为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拟计划，我们在这里似乎听到了他的弦外之音，即只有抓住佛教的根本，同时又能顺应潮流者，才能领导新中国未来的佛教，并被佛教徒所拥护；解放前夕的大陆何尝不是在期待着“一两位出类拔萃的大德”，来打开新中国佛教的局面？如法师所说：“改革中国佛教教务，应配合朝代，重订合理的办法，日本化只能供参考而已。”

巨赞法师由台湾回到杭州，开始考虑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赵朴初居士也为此到杭州与法师商量过一次，想秘密召集分散在沪、杭、甬一带的进步的佛教徒开一个会，切实商决具体办法，因故未成。淮海战役一结束，法师由杭州至香港。时任中共华南局负责人的潘汉年通过别人要巨赞法师写一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后此草案由潘汉年让人带到当时为中央所在地的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