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甫建立，巨赞法师就对佛教界的痼疾进行了深入的概括：“我以为流行在佛教界的歪风，不外四种：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二、抱残守缺，胶柱鼓瑟；三、买空卖空，言不及义；四、假貌为善，蛀蚀佛教。这也免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八股，自然也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投机取巧，只愿为个人打算之谓也。为个人打算得愈周到，距佛教的精神愈遥远，这在出家人方面表现得最使人伤心，因此社会上有家认为那就是佛教，连带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也受到了糟蹋。……过去佛教界的情形如此，欲求佛教之不为社会所非难攻击，真是不可能的事。”这是法师经过十几年的佛教改革实践与理论思考后对佛教界所存在弊端的准确诊断。很难说这些弊端在当代中国佛教界已经绝迹了，因此对于当前的佛教界无疑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警戒意义。

正是基于巨赞法师对佛教中所存在问题的深刻认识，他才痛感改革中国佛教的必要，并且提出了一套比较成系统的改革方略。巨赞法师的佛教改革思想集中出现在桂林时期他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巨赞法师于1940年秋到桂林，“这一时期由于法师和各界频繁接触，得能深入考察社会各个阶层的底蕴，从而坚定了他彻底改革佛教的夙愿，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撰成了约二十万字的《新佛教概论》。……《新佛教概论》的基本内容是：认为过去的佛教和封建主义血肉相连，有密切的关系，佛教徒的思想和行为受它的影响很大，不少是迷信的、落后的，因此，要排除佛教中封建迷信的毒素，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须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大乘教理，才能弃伪扬真，澄清思想；在行为方面，要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以之实践理论。对于僧伽制度、僧伽教育的改革、僧伽人才的培养，寺庙的管教界的因循守旧的积弊如何革除等等，在这本书里都有详尽的阐述。对于广建坛场、聚众讽诵，以做理和整顿，经典、文物的保管和整理，佛佛事为衣食之资，巨法师尤为反对，他一向力主佛教徒要参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发扬古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美德，恢复释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陀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淘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才有自己安身立命之外，也才能体现‘学术化’和‘生产化’的宗旨。”“尤其可惜的是巨赞法师革新佛教的代表作——二十多万字的《新佛教概论》至今仍是石沉大海，没有下落。”

让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巨赞法师1940—41年在他所主编的《狮子吼月刊》上集中发表了数篇有关佛教改革的文章，《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狮子吼月刊》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二期)、《新佛教运动的中心思想》(《狮子吼月刊》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八、九、一。期合刊)、《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狮子吼月刊》一九四。年第一卷第一期)、《新佛教运动与抗战救国》(《狮子吼月刊》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我们大胆地推测：这些文章很可能就是佚失的《新佛教概论》的主要章节。

巨赞法师关于佛教改革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他的《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

现在要讨论到如何完成新佛教运动了。第一：新佛教运动要和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阵容配合着，普遍发动佛教同仁参加实际工作，这对于国家、民族贡献之大，上面已经说过，不必再提。……

第二，整理僧制。目前的僧制，非但违反唐代的办法，亦且非佛所许可。其招致全社会的非难，真是理所当然。……我以为整理僧制，应该确定两个目标：一、生产化；二、学术化。

生产化是僧徒各尽其能，生活自给。绝对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债和买卖式的迷信营业。效法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是最妥当的办法。这样，做和尚的并不是一种职业，而也能参加劳动生产。对于社会经济，关系最大，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犹其余事。写到此地，我觉得一般僧徒之几于完全无知无识，原因是在懒；懒则由于身体之不健康，吃现成饭有以致之。生产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懒的魔鬼从佛教界里驱逐出去，则一切才有办法。

学术化则恢复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玄奘法师在印度学法的那烂陀寺，六朝慧远法师所组织的东林寺，都是这种办法。……

跟着第一个目标来的工作是全国庙产的统制，跟着第二个目标的工作是全国僧尼的沙汰。……

第三、整理教理。关于教理的整理，有许多人想做、在做，大都是考证方面的。我觉得至目前为止，佛教界内各种著作，都还没有和当前的问题衔接。也就是说，没有能够用纯正的佛理，明确地、简单地，替人类解答科学上、哲学上，以及社会政治上的许多问题。这就需要新佛教运动者，在“体验佛理”、服务人群之外，对于世界上的一切学问，都要有深切的了解才行。……

至于全部藏经的整理，内学院现正筹雕精刻全藏，其成就当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之上，希望各界帮助他。此外如西藏、锡兰、暹罗、缅甸等处佛教的研究与翻译，印度佛教史迹的调查，也有人在孜孜从事。而佛教内各个问题的穷源竞流，如：戒律的系统研究，小乘各部本末义的研究，大乘各宗义理与史实的研究，中国佛教史研究，都还没有可以大书特书的成绩。

除了第一点是有关时局的之外，第二整理僧伽，第三整理教理为巨赞法师改革佛教的两个重要方面。而法师为整理僧伽确定两个目标：一是生产化，二是学术化。“生产化，学术化，就是使僧制不至于俗化，而僧人的生活可因而庄严起来。详细条文，当然先要把诸家戒本彻底对比研究一番，再参考古代的清规和当前的环境方能定。”巨赞法师后来自己又进一步概括为：“提出‘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

“生产化是僧徒各尽其能，生活自给。绝对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债和买卖式的迷信营业。效法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生产化’则求生活之自足自给，根本铲除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之陋习，如此则佛教本身可以健全，然后才能谈得上对国家社会的贡献。”“生产化”是为了解决僧徒的生存问题，自给自足，不再仰仗收租放债、替人家念经、拜忏、化缘、求乞而生活，这样才可以提升僧人的社会形象，庄严僧人的生产。巨赞法师对于“生产化”还有比较具体的设想，“就寺庙附近的山或地开辟农林场，勿使有一寸土荒废，其余的租谷，除掉够僧众们吃用的以外，统统汇合起来举办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和佛教事业，什么佛教工厂，佛教医院，佛教教养院，佛教大学，佛教……都可以建立得起，尽量的把全国僧尼各尽所能地吸纳进去，教他们，使他们个个成为生产者或学者，这才算是佛教改革的初步的成功。”1942年巨赞法师在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主持时有机会把自己“生产化”的设想付诸实践，可惜刚开了个头就夭折了。建国后巨赞法师组织建立大雄麻袋厂等都是有关“生产化”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