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化则恢复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学术化’在于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博学慎思，研入世出世间一切学问，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法师在谈及“学术化”时是以印度的那烂陀寺为原型的，而“尼赫鲁说：‘……。它是专门注重高深的研究工作的，中国、日本，甚至据说朝鲜、蒙古和布豁都有学生被吸引到这里来求学。除了宗教和哲学科目(佛教、婆罗门教都有)外，非宗教性的和实用的科目亦予传授。大学内有一个艺术学院、一个建筑系、一个医学院、一个农业系；还有牛奶场和家畜场。大学里的文化生产据说都是些生动的辩论和讨论。印度文化的传布到国外，大部就是那烂陀大学里出来的学者们所做的事业。’这说明那烂陀寺的教学精神，除以辩论和讨论的方式研究佛教哲理外，还学习非宗教性科目，其中包括生产事业，此外还注重国际问的友好往来。”巨赞法师以印度那烂陀寺为例外，说明寺院曾是中世纪学问的中心，曾对印度文化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提倡“学术化”的目的在于“恢复僧众在学术界原有的地位。”

在巨赞法师改革佛教的设想中，整理教理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整理教理就是“能够用纯正的佛理，明确地、简单地，替人类解答科学上、哲学上，以及社会政治上的许多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佛教“理论的现代化、通俗化的开展”，而“理论的现代化、通俗化的开展，则无论如何要从佛教最基本的中心出发，否则现代化即等于密教之同化于印度教，通俗化即庸俗化而已。新佛教运动如能依照这个目标做下去，才是道地的随机说法，真正的新的适应，在佛教界内固然可以发生模范的作用，同时也就是揭示客观的真理于人问，其效能不仅仅是关于佛教本身的改进而己。”而佛教的中心所在？巨赞法师认为：“无论是印度的、中国的佛教思想，都以‘龙树无著学’为中心，做根本；无论是三论、天台、法相、贤首，乃至禅与密、净，都从“龙树无著学”流出。那末我们——新佛教运动者，为救弊扶弱起见，对于龙树无著学应该先有透彻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根底。否则‘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结果不是‘以水投水’，就是离经叛道。离经叛道之有害于佛，人所共知，‘以水投水’，依然漂荡在‘门户’的末流里，决不能剥落佛门之疮，显示新鲜活泼的精神而恢复哲学的本态，对于佛教，无外乎也只有加深苦难。”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巨赞法师关于改革中国的设想是以对佛教教理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基础的，首先要确立佛教的中心，然后才可能超越门户之见，“剥落佛门之疮，显示新鲜活泼的精神而恢复哲学的本态”。而法师以为无论印度或中国的佛教思想都是以“龙树无著学”为中心。法师认为：“佛所说法本无所谓大乘小乘，其判分在佛灭度以来，大约公元前一世纪，印度的佛教界已经分裂成二十部左右(有南传北传两说)，争执着许多零零碎碎的问题，循至于失掉佛的本意，后来的人乃称之日小乘，又经过一两百年而有龙树出世。他是佛灭度后，最有手眼的菩萨，看到当时佛教界的庞杂无绪，用秋风扫落叶的手段建立所谓‘空宗’(法性宗)，佛的真精神才又能显示于世，这就是大乘。其后不久，佛教界有许多人误解了他的理论，同时社会环境又须要佛弟子们对教理作一番新颖的解释，于是有无著世亲的‘有宗’(法相宗)出现。有宗讨论每一个问题起来，都用比勘的方法，所以是印度佛教的集大成，而其‘微言要旨’，又和空宗不相违。佛教经过这两个宗派的开发，才能放射其千古常新的光芒，奠定了不可动摇的中心思想。”

巨赞法师进而认为：“无著、世亲之说有，初未异于龙树、提婆之谈空，环境不同，各有详略，未容纷争长短于其问者也。”“唯识和中观二家虽然是对立的，但它们仍然有共同点，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共同点还不算小。”

在改革中国佛教先后侧重方面，法师认为：“先把佛教的现行制度改革好，然后再整理思想。”㈠‘制度改革好了，僧徒不能再用信仰谋生活，而要从生活中实践信仰、表现信仰。”在整理思想方面，巨赞法师提出两点：“(一)历史发展的观点；(二)从行为中践履的精神。过去佛教界因为有许多纷争，所以削弱了佛教的力量，而纷争之起，我以为是起于不知道历史发展的观点。……又过去大家不注重从行为中履践的精神，纵使谈空说有、舌底生莲，或者勇猛精进、守身如玉，结果还只是他个人的事，或者竟是‘脱空妄语汉’，这就违背了释迦牟尼平实的、和人民大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的精神了。”

总之，巨赞法师的佛教改革思想是法师从事佛教改革事业和对佛教思想进行精研与深入思考的结晶，是现代中国难得的佛教改革方略之一，对当代中国的佛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是法师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法师关于改革中国佛教的一些设想已经或正在被后人所继承并贯穿到当代佛教的具体改革实践之中，巨赞法师的现实主义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对中国的未来佛教改革事业必将产生有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