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理论检视——义务论与目的论

　　在伦理学的讨论中，行为的“对”与“错”，往往会依各种理论的检视方法而出现不同的答案。一般而言，此诸理论可分两种系统，一为形式论（formal theory），一为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y）。其中目的论又可区分为利己主义（egoism）与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式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康德的义务论（deontological theory）。

　　即使是依佛法以检视生命伦理议题，也不宜对此诸理论类型过于陌生，否则即无法掌握伦理学所关切之面向的深度与广度。再者，熟稔此诸理论类型之后，往往更能透过比较研究，而
把握“佛法观点”的特色。

　　伦理学尚有其他各种学派理论，例如：其传统可溯源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美国当代女哲学家吉利根(Carol Gilligan)于1982年所提出的关怀伦理(an ethic of care)，以及各类女性主义与生态哲学，但义务论与目的论较有明确而刚性的论式，在此拟简述它们的内容，并作进一步的理论检视。

　　（一）简述义务论与目的论

　　义务论以康德学说为代表。他认为“推己及人”的道德律（即前所述“黄金律”）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但他认定这是具有“理性”的人（persons）所独具的道德认知。当代伦理学
家Gensler更依康德（Immanuel Kant）的黄金律，作了进一步的细腻辩证与小幅修改，以排
除诸如被虐狂之类在字面意义下之黄金律所导致的悖谬，然后为黄金律下了两个精准的定义
：一、“只依在相同处境下你同意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别人”；二、倘若“我对另一人做出
了某件事，而在相同处境下，我不愿意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此人显然对己对人有
不一致的行为标准，因而违反了黄金律。

　　“字面意义下的黄金律”导致的悖谬，如：

　　一、对于一位病人：如果你要医生切除你的盲肠，则切除医生的盲肠。

　　二、对于一位想被凌虐的被虐待狂：如果你要ｘ虐待你，则虐待ｘ。

　　故Gensler将“相同处境”特别置入黄金律中，以避免此类字面意义下要求“一致性”所导致的悖谬（Gensler, Harry J. Ethics, copyright by Routledge,周伯恒中译，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1999，第147-173页）。

　　目的论中，利己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提升自己的利益，人们有义务做任何有利于己的事。效益主义则主张应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易言之，利己主义追求自身的最大化效益
，效益主义则追求公众的最大化效益。

　　义务论与目的论各自有其预设之前提。义务论预设了内在而普遍性的“道德律”或“良知”以为自明真理；目的论则预设了“获取效益”的正当?性——?此中，效益主义（utilitar
ianism）依于“利他”之前提，设定了公众的“最大化效益”以为行为目标；利己主义（egoism）则归纳出“心理利己倾向”的“实然”现象，而依此主张“追求个人效益”的正当性。

　　义务论与目的论（特别是效益主义）之间，不是互相指出对方理论的矛盾与荒谬，就是借用对方的部分理论来补强自己的弱项。例如糅和义务论原理的规则效益主义（rule utilitari
anism）。此下依比较伦理学的方法，来检视此诸理论的“佛法观点”。

　　（二）依佛法检视利己主义

　　先谈目的论中的利己主义。

　　依佛法以观，众生在未悟缘起之前，“有我”、“利己”的强烈心态；且依“缘起”法则而言，众生所知、所遇、所习、所学的因缘不同，导致其根性意乐有别，这就是带有个别差异
的众生性。利己主义确实反应了“自我本位”的众生性，强大的“我爱”与“我所爱”（恋
着我所属或我所有的一切），如影随形，无有穷已。因此在最严格的“利己”意义下，我们
甚至可以说，只有转凡成圣的阿罗汉、圣位菩萨与佛陀，方能完全超越“利己”本能的隐微
束缚。

　　利己心态既属本能，因此，只要不违背“护生”原则（亦即：尊重其他生命也有利己本能），在此前提之下，不妨尊重众生根性的个别差异，授予正确的利己方法。例如：依布施、持
戒、禅定的三种“端正法”，以获取当前未来的利益安乐；依于戒、定、慧三增上学，以超
越五欲之乐，而上达于解脱之途。

　　吊诡的是：如果照着这样的教导做下去，那么，要不是在追逐世乐的过程中逐渐养成了“利他”的良好习惯，就是在证悟解脱之后，恍然大悟于“自我”的虚幻无稽。佛法的利己法门，并不是与“利他”对立的方法，而是从利己主义以达到利他主义的桥梁。

　　以上有关利己主义之佛法观点，详见释昭慧：《佛教规范伦理学》，第72～83页 。

　　由利己而转化为利他心量，由利他而成就得利己功德，这是佛法中“自他兼利”的一大对论。

　　以此应用于生命伦理议题研究，吾人必须承认：作为凡夫的人们，不可能在作伦理抉择时，完全罔顾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检视其“对”与“错”的要件之时，不必完全排除利己因素，
但必须设定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亦即审视：该一目的之达成，是否有违“护生”精神（亦
即：依“自通之法”而设身处地照顾他者的利己本能）。凡有伤害他者的行为，无论它带来
的是自身多大的利益，都是错误的。

　　但若事涉个人生存的基本利益（而非一般利益），例如：孕母与胎儿只能择一留存其生命，行路间遇到毒虫猛兽突来侵犯，因寄生虫或病菌感染而罹患疾病……，则依缘起法则，自当
顾念生命境界的个别差异，其取舍标准就较为宽容而多元。例如：对凡夫而言，为了生存下
去，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只好依自卫本能以消除危险事物（包括带来生命威胁的他者）
，佛法对此虽觉不妥，但实不忍予以苛责；圣者则不然，他已泯除了我爱，因此确有可能宁
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将任何带来生命威胁的他者置于死地。

　　（三）依佛法检视效益主义

　　目的论中的效益主义，求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益，这是利他倾向的善意选择，当然较诸利己主义，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护生”态度。依此而言，它比利己主义更为接近“愿令众生离
苦得乐”的大乘精神。然而效益主义还是必须面对以下五点质疑：

1、在质的方面，如何证明某一选择确能带来最大化效益？义务论者讥笑效益主义的妙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