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拿来仔细玩味——依于效益主义原理，与其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不如做一头快乐的猪
。这两种快乐（或效益）要如何较量高下？理由何在？

2、在量的方面，如何证明某一选择确能带来最大化效益？又要将时间拉到多长，面向拉到
多广，方能证明其结果确属最大化效益？

3、依客观标准以检证其效益之质与量，确有困难，但若是诉诸直觉主义，又如何可能排除
主观的偏见？如何看待这些自由心证结果的差异？

4、是否能不择手段或牺牲少数无辜第三者，以获取众人的最大化效益？

5、效益主义的效益追求，到底是否要将人类以外的动物纳入考虑？彼得·辛格延续边沁的
看法，依“感知能力”以为判准，而将动物纳入道德考虑，因此反对动物实验；但科学界往
往也同样依于效益主义，而认为动物实验的成果，能带来人类的最大化效益，所以是合理行
为。

　　显然以效益主义来证成动物的道德地位，是有可能沦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尴尬处境。因此汤姆·里根（Tom Regan）舍除效益主义，而改采义务论来证成其“动物权”（anima
l rights）的主张。

　　笔者曾在一次发表有关基因转殖科技的伦理争议之论文时，述及佛法对基改动物实验的反对意见。

　　2004年6月25日，笔者参加“第四届生命伦理学国际会议”，于台大医学院发表论文《异
种基因转殖的伦理争议及佛法观点》。该次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与台大
医学院。

　　当场即有一位生物系的女教授，激动地责备笔者的说法是“因噎废食”。笔者反诘道：“如果那噎着的是你自己，你有这么大方，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就他人之‘食’吗？”

　　这简短的反诘，其实已带出了前述第四点与第五点质疑的“佛法观点”，也解答了第三节中,来自生命科学系所学生的第三项质疑：“动物即使是生命，但牺牲了少数生命，却可以换
来多数生命的福祉，有何不可？”

　　答案是：无论该项选择所带来的是公众或他者多么重大的效益，都没有将无辜第三者之“噎”拿来就公众或他者之“食”的正当性。依感知能力以为判准，则此无辜第三者，当然包括
了人，也包括了人以外的动物。

　　若真如此在意公众或他者的最大化效益，那么只有一项牺牲可以选择，那就是牺牲自己的利益。本生谈故事中“割肉喂鹰”的菩萨，割的是自己的肉；“舍身饲虎”的菩萨，舍的依然
是自己之身。慷他人之慨以就“最大化效益”，绝对没有正当性可言。

　　事实上，有关“无辜第三者是否可依最大化效益而被牺牲”的诘问，由于效益主义者已提出了有别于“行为效益主义”（act utilitarianism）的“规则效益主义”（rule utili
tarianism），亦应足以回应此一难题。有关“规则效益主义”内容，详参黄庆明：《伦理
学讲义》，第51～64页。

　　（四）依佛法检视义务论

　　针对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笔者也一样要依佛法观点，提出如下质疑：

1、若舍除类似目的论之实质效益诉求，依道德律或良知而作的伦理决定，又当如何自我证
明其“必然正确”？

2、如上所述，将道德律诉诸“理性”，依于“理性”作为道德关怀之判准的康德义务论，
已将动物排除在具有目的价值的“道德族群”之外。但追根究底而言，道德律真的是“理性
”的张扬，而不是“感情”的力量吗？人们源自内心而发为推己及人的道德感，真能对动物
的痛苦无动于衷吗？真能将同情共感的焦距，单独调停在“人类”这个物种上面吗？

3、自通之法虽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黄金律，但是它的来源为何？是有客观依凭，还是纯任
主观情绪？是来自外在的天启，还是来自内在的直觉？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还是要依更根源
的真理以证成之？

4、吾人如何解释道德律内在、自存，但每个人的道德感却呈现个别差异？这种有“性善论
”倾向的说法，该当如何解释“恶”的存在？

　　针对如上四项质疑，依佛法可作如是观：

1、有关证明义务论之为正确的问题：推己及人也好、同情共感也好，其所“推”所“感”
，正是“自己”与“他者”都同样具有的苦乐觉知，也是自他相同的“趋乐避苦”（追求效
益）之本能。因此，证明其“必然正确”的不全然是“形式”的本身，而是其“形式”大都
能带给他者实质“效益”的结果。

2、有关道德关怀之判准问题：儒家的推己及人，佛家的自通之法，都同样认为道德是源自
内心，而不必假诸外在的神律。即使如此，道德律也未必藉诸“理性”，他者苦乐的“感知
能力”所产生的道德感情，或许更符合吾人所经验到的实相。

3、有关道德根源的问题：缘起论是一“实然”法则，它提醒吾人，任何一个有情，都是与
无数因缘联结的“网络”性存在体。生命不可能独立存活，也不可能在没有适当因缘条件的
支持之下，获取自我满足的快乐与舒适。因此，无论是为了自我满足，还是为了感念（得以
成就自我满足之愿望的）因缘，吾人都应顾念他者，而非只看到自己的需要。

4、有关道德感个别差异的问题：这依然可从“缘起论”以解明之。生命会依互通管道的畅
通程度，而出现自通之法的个别差异，这就是人人虽都具足良知，但各人的道德感却又往往
悬殊的缘由。

　　当人愈是将“自我中心意识”减低，这种“互通”的管道，就愈是通畅。至亲至爱之人的互通管道，较诸常人更为畅通，有时甚至可以让人超越我爱的本能。例如：火场外的母亲，可
以奋不顾身扑回火场抢救亲儿；但未必能对邻家小儿做到这一地步。圣者则因其体悟“缘起
无我”，所以可不倚仗任何依“自我”为中心而辐射出“我所”之沟通管道，而对其他生命
之苦乐，不问亲疏地产生毫无藩篱的感知能力，并施与毫无差别的慈悲，是名“无缘大慈”
。

　　以上第三、四点的解析，详见释昭慧：《佛教规范伦理学》，第84～91页。

　　六、实践纲领——中道哲学

　　佛法不只是一套理论，而且由理论的“缘起中道”，可导引出实践的“八正道中道”。这是一整套生命自处与相待的工夫论，也是遂行个人理念或推动公共政策的实践纲领。笔者已于
《佛教规范伦理学》中，以第六章一整章的篇幅，来叙述“中道”的实践纲领。

　　详见释昭慧：《佛教规范伦理学》，第95-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