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佛教”已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佛教术语，可能是近百年来在佛教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不论是从佛教学者们的著作中，还是从大师们的讲经说法里，“人间佛教”都代表着这一时代的佛教新思潮，可说是近代大乘佛教针对专为死人诵经，超度亡灵的“经忏佛教”以及不问世事的“山林佛教”的一种新的改革思想，是回归佛陀本怀，继承佛陀精神的新型佛教。台湾印顺导师著书立论，星云大师所创的佛光山及国际佛光会，证严法师所创的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所创建的法鼓山，大陆净慧法师创立的生活禅，学诚法师提出的普世佛教，少林寺的禅武文化等等，这些都堪称是人间佛教的表现。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许多寺院都在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法国一行禅师所倡导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也是人间佛教。但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人间佛教的理念提得非常好，也非常及时，但真正要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而且还会出现偏差。这主要是因为对于什么是人间佛教，怎么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有的佛教领导者以及一般佛教徒理解的还不够透彻，有时甚至歪曲了“人间佛教”的本意。从20世纪至21世纪，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有些地方出现了人间佛教世俗化，甚至是庸俗化的趋势，它降低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应有的神圣性和崇高性，降低了佛教本应治心的效用，导致一些佛教信徒不知所依，不知佛法主体精神为何物。对此，何建民教授针对这种现象在其《人间佛教与现代港澳佛教》中写到：

佛本来就是人间的，为什么要提倡佛教人间化呢？于是，我们会在佛教适应世俗社会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佛教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佛教生活不再是一种在尘出世的宗教实践，念佛、坐禅、研究等虽然照常进行，甚至更加活跃，更加现代化，但也更加流于形式，甚至充斥着世俗功利目的。“人间佛教”时常被看作是“佛教世俗化”的代名词。甚至有人利用它来为某种政治利益集团服务。

佛教需要在新环境下与时俱进，与社会相适应，贴近现实生活，担负起化导世俗的责任，但在此过程中，万不可一味迎合世俗低级需求，反而被世俗所化。

关于佛教世俗化的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如李向平的《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宇恒伟的《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陈卫星的《世俗化、庸俗化与当代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问题》等等。而本文试图从现代佛教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世俗化、庸俗化的趋势，来探讨人间佛教要走的是大众化、普及化，而绝非世俗化、庸俗化的道路。何谓人间佛教？何谓大众化与世俗化？如何使人间佛教大众化？我们必须从这些问题上清楚地认识到人间佛教的方向。

一、人间佛教的提出

我们知道“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思想最早由太虚大师提出，但人们一般认为“人间佛教”是印顺导师从太虚大师在民国初倡导的“人生佛教”中思考现状而做出的思想推进。尽管学界对此有所争议，但不管怎样“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的最终归旨是一致的，正如惟贤长老所说：“人间佛教就是人生佛教，是继承人生佛教而来的，其核心思想是：立足于人生，趣向于佛陀。”自人间佛教提出后，教界学界对“人间佛教”的意义和内涵进一步阐释，特别是印顺、星云等大德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从而形成今天中国佛教的一个关键词。

认真研究过早期佛教的人都会认同，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人间的佛陀，在人间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教化众生，而不在其它五道成佛，也不在十法界中的其它法界中成佛，他的一切思想都以人类的解脱为主。斯里兰卡罗喉罗（walpola Rahula）长老在《佛陀的启示》第一章伊始就如此陈述：

佛（假使我们也可以用世俗所谓的宗教创始人来称呼他的话）是唯一不以非人自居的导师。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人类，而其它宗教的教主，不是以神灵自居，就是自诩为神的各种化身，或者自命受了圣灵的感动。佛不但只是人类的一员，而且他也从不自称曾受任何神灵或外力的感应。他将他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的努力与才智。人，而且只有人才能成佛。只要他肯发愿努力，每个人身内都潜伏有成佛的势能。我们可以称佛为一位卓绝群伦的人。因为他的“人性”完美至极，以至在后世通俗宗教的眼光中，他几乎被视为超人。

毫无疑问，佛教就是人间的，正如《增壹阿含经》所说：“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禅宗创始人六祖慧能更是深刻体悟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的真谛。佛不是天神，更不是鬼怪。要成佛，必须在人间修行磨练，断惑究竟，福德智慧达到无上圆满，人才能成佛，在其它的天道、恶道的众生中无佛道可成。

既然佛教本来就是人间的，那么太虚大师为何还要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这就意味着当时的佛教已不再是人间的佛教，很多佛教徒的所做所为已经背离了佛陀的言教，不符合佛陀的精神。清末民初时值中华动乱之际，佛教界存在两大主要弊端，一是佛教严重的世俗化，正如印顺导师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所说：“我的故乡（浙江），寺庙中的出家人（没有女众），没有讲经说法的，有的是为别人诵经、礼忏；生活与俗人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家信仰佛教，只求平安，求死后的幸福。”这种情形在京城更是如此；二是被称之为山林佛教或自了汉的佛教，就修行而言，虽然没有背离佛陀言教，虽然度人也需白度，但因一味只顾自己修行，毕竟缺少了一份大乘佛教利他救世的精神，从而坠入自私自利，逃避现实的窠臼，使中国佛教逐渐与现世社会脱节。此二点足以将中国佛教推向面临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民国初期佛教界最大的冲击是太虚大师力排旧弊，推动的佛教界改革，喊出“人生佛教”的改革口号。他于1915年在普陀山闭关时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一文，对明清以来佛教的极度衰落状况加以论说，并急切希望寻找振兴佛教之路。民国十七年他在《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中说：“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

若与泰国、斯里兰卡、缅甸等东南亚传统佛教国家相比会发现，在我国，一般情况下人们所接触到的佛教已经偏离了佛陀本怀。尽管在中华大地上佛教曾经辉煌，但时移事异，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倒退，我们也不可能照搬当年的模式，因此需要藉“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以恢复佛教原有的精神面貌。所以，印顺导师也说：“我们应继承‘人生佛教’的真义，来发扬人间的佛教。我们首先应记着：在无边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虽然太虚大帅的佛教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他的思想结晶——人生佛教，却深深影响了当代佛教的发展，从各方面带动佛教走上了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