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多的佛教徒老板选择带领员工一起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例如，有些企业与孤儿院、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等建立了长期的联谊关系，定期看望慰问，送去生活用品；有佛教信仰的员工则能长期坚持参加。可以说，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已经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一大特点和发展趋势。

在百年不遇的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这些老板更是率先出资并号召员工进行募捐活动。对于这种行为，老板们认为：

“佛教讲，‘报四重恩’，其中就强调报国家恩。国家处在危难之时，同胞受难危在旦夕，我们企业家有责任也有能力多贡献力量。我就租用飞机，将几百万元的救灾物资，直接运至成都。”

“我们学佛就是要学菩萨的慈悲精神。在众生受难时，菩萨倒驾慈航，普济群生。我们两大钢材市场，捐款、捐物、捐钢材，总价值达一千多万，用于灾害重建。我觉得，企业家就是‘在世菩萨’。”

“地震这么大的灾难，仅靠政府救援还远远不够。老板们有能力、有义务来做这个事情，同时号召员工参与慈善救助。如果全社会行动起来，那么这个力量就很大。在我的市场里，积极参与捐款捐物的商户在下一年将优先享有好摊位，而不参与捐款的人，我认为他没有慈悲心和责任感，在年末合同到期时，我会收回商铺。”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也让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非政府、非营利的第三部门特征，它可以弥补社会转型期国家福利和市场功能的不足，从而发挥出重要的社会功能，体现出较强的社会自理能力以及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无为布施”的思想，又与现代社会的志愿者精神高度契合。通过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可以将社会成员之间，尤其是成员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稳定下来；在社会公共事务面前，个人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即使无缘相识的陌生人之间，也可以通过参与活动而发生关联。这些活动，基于个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一方面是能够体现出佛教信仰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真切关怀，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使每一个参与者能够意识到基十佛教信仰而得以形成的共同体意识。

目前，佛教徒老板及其组织企业力量参与的公益慈善活动，可以将信佛的员工聚集在一起，通过定期聚会和共同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把具有共同信仰的人建构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信仰共同体”。在这种以信仰互动为基础的共同体中，参与者“通过功德本体，利益回向、伦理兼容、神圣互惠，把单独的个人组成社会，把清净的个人信仰整合为人人共享的价值体系，同时又不掩没了信仰个体的伦理存在及其价值。其中既有信仰基础，亦有理性建构。”

在这个方面，以佛教信仰为基础而建构的“信仰共同体”，似可与西方基督教的“团契”活动及其细胞组织相类似。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高度重视宗教，认为宗教有助于孕育公民道德，使一个社会在一定的道德界线内维持其良性运转。而基督教团契，就是培养大众公民道德的摇篮。实际上，佛教亦同样能够整合信教群众，并赋予他们团体聚合、群体交往的基础，使他们获得社会交往的空间。因为，“这种交往的社会性——联合的社会性和宗教的社会性——它建立在每个人都从他人那里发现并相信‘另一个神圣自我’这一事实的基础上，于是在意识观念与社会信仰相叠加的层面‘社会共同体’就产生了。”在这个共同体中，佛教徒则可以按照佛教的信仰逻辑，参与公民社会的建构过程。

四、结论：基于信仰共同体的公民意识

通过对佛教徒老板的考察，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间佛教的弘扬，中国人的佛教信仰也呈现出理性化和社会化的特点，从而使佛教信仰与当代中国公民意识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比较密切的内在关联。

从思想层面看，佛教教义及其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教化内容，会对公民的伦理道德和内在精神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提升作用。尤其是佛教作为一种交往方式和行动结构，可以使社会成员基于信仰而结社、“团契”在一起，并在信仰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习得彼此交往的行为规范和共享的价值观念，从而体现出行动主体间的个人自由、人格平等、相互尊重、互相信任等；在互帮互助过程中，使成员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尤其是作为“信仰共同体”中的一员，在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时，既满足了佛教慈善功德的心理需求，又可以体会到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的社会关联，从而体现出高度的志愿者精神和社会自理能力，在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形塑出共同体意识。

因此，佛教不仅是一种个人解脱的终极关怀，它更可以利用自身所具有的灵性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式的信仰行动单位，进入并且建构公共生活，为公民身份的实践提供一个文化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信徒们可以学会如何行使权利和贡献责任；通过宗教情感的表达和想象，佛教为人们纳入更大的社群中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可以说，佛教信仰蕴含了丰富的、值得挖掘的公民意识。待以时日，它必将有助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