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文章的题目，让人看了总以为是愚者的梦呓或者是随意的恶搞。韩国人这些年研究出孔子、毛泽东是韩国人等一系列化的文史成果，最近更放话说释迦牟尼也是韩国人。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就是和韩国人争先的作品。其实不是。对中国佛教的早期历史的关注，于我而言起始于十多年前。因为对佛教造像的研究兴趣浓厚，从而引起对佛教历史的关注。印度早期有关宗教的石雕刻艺术作品自然成为我比照研究中国各个时期佛教造像的重要参考体系。经过研究我才发现，这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线索和证据，十分清楚地告诉我，所谓古印度文化中，原来竟有如此之多的中国文化的元素。由此，引发了我对佛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沿着这样的路子走下来，让我不得不得出释迦牟尼就是中国人的结论。

　　各种经典和教科书长久以来都向人们推广和灌输这样一种常识：释迦牟尼是印度统治下的尼伯尔人，他创立了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印度，汉代初期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中国的传统相结合，最后成国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常识在人们的头脑中被灌输了上千年。这样的看法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对此提出怀疑的人才真是思维出了问题。释迦牟尼是尼泊尔人，而当时正处在印度的统治之下，这佛教不是印度的难道还是中国的不成？佛教从来都是中华之外的外来文化，是人类文明不同文化之间传播影响的结果。

　　但这种权威的、传统的、天经地义的结论却从来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产生于印度的宗教为何却并不为印度的居民所接受，而却在千里之外的异族之地中国却有如此深厚旺盛的生命力？落地便立刻生根，不仅开花，还要发展、还要结果？为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进入中国后总要受到排斥，无论配合什么手段，老百姓就是普及不了？似乎从来都没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人们都有习惯于一种所谓常识性的知识确立以后，便不再思考常识本身是否存还有缪误。人们研究佛教何时进入中国、佛经的几次集结内容、佛教入中国后流派的变化过程、佛教对中国国民性和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佛教对艺术、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影响等等。而佛教在中国的种种奇异的迹象从来没有人认真加以思索和研究，这真是历史性的遗憾。自佛教在中国兴盛之后的几千年当中，我们却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也从来没有人解答佛教的西衰东兴之迷。而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长期认为中国历来没有自己的宗教，因此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完整的文明体系。他们认为是西方的佛学进入中国之后，占领了中国思想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对中国几乎全部的人文领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哲学、美学、伦理、政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人们却以中国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取外来先进文化能力作为佛教在中国兴盛的原因而自得。人们对佛教的研究，长期纠缠于何时进入中国的所谓探源讨论，外来佛僧在早期佛学传播中的作用，佛学在中国的几个阶段性发展变化的演进内容揭示等，很少有人研究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学说渊源。尽管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曾有部分文人偿试将佛学和儒学对比加以研究，可后人特别是当代的学者并没有认真从学术的角度探索古人这种对比研究的合理价值所在，却仅从动机上给予一种目的性的判断，认为古人所以如此只不过是为了借佛传儒而已。史家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开展过的夷夏本末之争，没有深入追究背后深刻的真实原因，而只是肤浅地流于表面化的的理解。刘宋时期的顾欢写了篇《夷夏论》，让史家更是找到将佛儒争论算作外来异类和中华本土文化斗争的证据。人们只盯着顾欢说的反对佛教兴于中华的理由，却并没有认真研究佛家为何讲老子、孔子、颜渊的学说其实就是佛家学说的内在原因。如此等等，泱泱千年 。

　　宗教传播的历史早已经让我们了解到宗教的传播是有基本原则和规律性的，全不象一件普通的商品买卖那样可以在很广泛的空间传来转去。宗教要超越民族和文化的相对稳定的意识范畴而为另类所认同和接受，从来都是以相对短期的利害关系相加为条件的，这种制约的关系一旦松懈，异类的宗教信仰体系便会立刻瓦解。这种情景多发生在多种文化交汇地带、边缘地带。一些弱小的民族会选择随波逐流的宗教信仰方式，在一些影响力巨大的文化类型中左右摇摆。如中国的维吾尔族，其民族信仰的历史上，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景教、袄教、佛教、伊斯兰教。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结果证明，世界各地以种族为基础所形成的文化单元，其边缘部分会发生部分的混合变异外，核心价值的部分从来都不会发生质的改变。宗教就是这些文化单元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是区别不同文化单元最显著的外在特征。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文化单元核心文化价值被成功同化的任何一个案例。世界上三大宗教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其核心价值的中心区域任何一方成功同化另一方的事例。过去、现在以及相当久远的将来，这种核心价值的同化现象都不会发生。尽管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以宗教的名义所进行的试图同化异类的战争，如规模巨大的十字军东征，但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当代社会有试图用抽象出来的一些所谓普世的价值观念，代替宗教的面目来推广本质上的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文化体系，努力的过程还在进行当中，但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阿拉伯半岛上南北居民因原始的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尽管后来经过长期的阿拉伯化的统一治理，并用强大统一的伊斯兰教作为共同的宗教信仰，时至今日也没能弥合时历千载的纷争战斗。以穆罕默德的权威所建立起来的“乌玛”最初将犹太人纳入其中，然而很快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便在现实的冲击下所破灭，犹太人依然回复到世仇的地位。古埃及科普特人在希腊人侵入后依附了基督教，在罗马人入侵后一度依附了伊斯兰教，后又回复基督教。但在西欧十字军以解放东方受难基督徒的名义进行东征时，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又共同抗敌，并肩作战。其民族最核心的价值认同部分并没有因为长期接受外族统治而发生质的改变。这些事例是宗教传播与发展中受传播规律性制约的必然结果，以目前人类的全球化认知的能力还远远不能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