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大陆的时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释迦牟尼出生的年代为公元前566年左右，雅利安人占领并对这一地区实行统治已经几百年。考古证明，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衰落就是在雅利安人侵入的这个时期。但从史料记录的内容来看，在释迦牟尼生活的年代里，外来的文化和当地的原住文化之间的冲突依然强烈，双方的同化融合进展并不顺利。而佛祖释迦牟尼显然是归属非雅利安文化一脉的，属刹帝利一系。他出生于一个按今日的理解就是个部落酋长之家，他对雅利安人明显怀有敌意。释迦牟尼对雅利安人的婆罗门教一点也看不上眼，认为都是歪理邪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的种族等级制度更是深恶痛绝。他曾经斥责婆罗门僧侣并嘲笑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论：“愚冥无识，犹如禽兽。虚假自称，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口出。”（《长阿含经》第6卷）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所实行的四种族等级制度，实际上是将当时印度的四大民族的地位进行了一种等级规定——雅利安人、中国北方人、中国南方人、阿拉伯人。当然，这样四个民族有待进一步考证。有专家就认为是高尔人、达罗毗荼人。但当时是以民族划分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显是将原住的居民打入低级的序列，而佛祖就是这低级的民族成员。按雅利安人的解释，他们是神从口中生出的，而释迦牟尼这一族是神从胸生出的人种，属于刹帝利等级。在面对强力入侵者的高压统治，武装抵抗失败以后，这种抵抗必然会转移到思想斗争的领域，以非武力的方式继续坚持维护本土文化的生存斗争。释迦牟尼创建佛学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这种文化生存斗争的产物 。

　　在佛教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沙门哲学运动，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反雅利安文化，恢复本乡文化的宣传运动。当代中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汉文先生，在探索佛教入华这一传统课题时，就发现和证实了发生在古印度的沙门运动在思想内容上和中国古老的萨满教、秦汉时期的羡门之间有较多的共同之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的古老华北文化因素在印度佛教文化中留有重要的印记。（《萨满、羡门与沙门：佛教入华时间新释》，《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一期）释迦牟尼作为这埸运动的主要成员之一，和其他的沙门一样，采用中国古老道学的修行方式，抛弃世俗的社会责任，追求真理，揭露吠陀的荒缪和矛盾，甚 至努力构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力图从精神上瓦解落后于自身文化的外来统治者不合理的统治方式，给被压迫的原住居民以精神支援的力量。佛教的轮回思想和学说，归根到底是要给那些苦难中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指引，鼓励人们在苦难压迫中活下去的勇气，以来世的某种期待的幸福，作为活下去的理由和依托。佛教其实就是在这种高压之下极端无奈的社会生存条件下的产物，是异族压迫的产物。佛教的教义体系和基本精神，从来都不是对吠陀的改良，也不是对婆罗门教的改良，而是由自身古老的传统文化基础发展演化而来。这个基础就是产生于中国华北平原的东湖林文化、磁山文化、上宅文化的分支迁移到南亚次大陆以后所形成的新文化。在这块土地之上，早在释迦牟尼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佛教的基本结构和元素，并已经有了许多参悟早期佛学原理的沙门。其中一些人可能在佛学的参悟境界和层次和佛学的修养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些都为释迦牟尼创建佛教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佛教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位置的一位佛学的高僧，叫观音菩萨，他就是释迦牟尼之前的一位佛学先行者。净土宗说观音是日神阿弥陀的的儿子，却住在日落之地。今日印度河口有个小岛名叫补陀落迦，据说就是观音的住所。但这样的说法有些牵强。在中国很流行的说法是观音的修行地在浙江省定海县的普渡山，也有称普陀山的，也叫补陀落迦。所谓“补陀”是梵文的说法，真值得商榷，我看到更象是中国内地“普渡”的音译。是中国的在前，还是印度的在前，很值得研究。我认为中国在前。在中国，以“普陀落”为称呼的还有一些地方，如西藏的布达拉、承德补陀洛，武汉还有一洛迦山。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东周妙庄王的女儿是最早观音的原形。但这个妙庄王的地望在那里，却不知道。清末有部《南海观音全传》的布道书，将庄王地望说成东鲁西域。还有人将中国东周的这位妙庄王考证成了尼泊尔人，牛头不对马嘴。即是东周时期的人氏，当然应是中国。从最早观音的形象上看，有马首、三眼、多手、多面等因素判断，都是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描绘中国远古民族部落时的习惯方式，而不是雅利安人的方式。中国早有三眼神的传说，是猎神的身分，印度教借用了这一神将其变为湿婆神，后经希腊人带回欧洲成为西方骑士风俗和圣母崇拜的源头。这一点日本人早有研究。

　　观音是位佛学的先行者，而不是后来人们常识中所认定的是佛祖的门徒和随行。还有一位燃灯佛也是早于佛祖很久远。观音在中国的地位之所以特别的崇高，其中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和他本来的特殊地位有关，而不单纯是宗教的角色的属性。印度在佛祖兴法后，其信徒也并没有多少观音崇拜，反而被引入密宗之中。而独在中国内地，观音崇拜相当普遍。《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中讲观音早在无量动前就已经修行成为正觉，号为“正法明如来”。释迦牟尼就承认自己是观音的弟子。《观音三味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说过，观音在我之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这些记载表明佛学在佛祖前就有了相当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并且和中国内地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印度吠陀记录中的中国古道学内容表明那个时期道学在古印度思想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也必然对佛学早期的理论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不是你中有我，就是我中有你，后人总想从中分出个你我，这也正是后来中国发生一系列佛道关系争论的根本原因。不管如何争论，佛学和道学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思想渊源上划清界限。都到了中国的汉代时期，在一些佛学经典的翻译中，还将“菩提”译为“道”。并且在那时皇家将信佛就看成是信道，思想体系是一回事，没有将佛道分家成两派。《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有楚王背诵黄老语录，立黄老像、佛像。中国道学的最初起源已不可考，据说起源于伏羲创八卦时期，可能实际上还要早许多。因为有一些辽西赵宝沟文化的遗物中，就已经有了古老道学观念的具体反映。到黄帝时就相当完备了。黄帝所请的宰相风后，就是一位道学的大家。《绎史》辑《春秋内事》中说：“黄帝师于风后，风后于伏羲之道，故推阴阳之事。”黄帝对道学给予很高的评价：“道高比于天，道明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谓圣人。”（贾谊《新书-修政语》）这种中国古典哲学是一元论，以道为核心，所以在道学中就将道称为“太一”。中国道学的起源，显然要远远早于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