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量的考古学成果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中国华北一带曾流行过鸟崇拜、猴崇拜。如东湖林、磁山、北福地、上宅等古文化。在当代的西藏和南方，还有居民自认是猴的后代，都是这种猴崇拜的遗韵。商人中早有“玄鸟生商”的故事，许多民族都以乌鸦为吉祥物，这和佛学创立时的印度相同。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佛教的经典中同样大量存在。不论是猴还是乌鸦，多被描绘成慈悲为怀的善良化身，要么积善行德，要么救人于水火。雅利安人的吠陀记录中却没有反映雅利安人有也抱有同样观念的记载。《杂宝藏经》中记有一只乌鸦为了一群乌鸦的生存舍生忘死，用计谋战胜猫头鹰的故事。《六度集经》中记有一只鸦想方设法挽救好朋友九色鹿的故事。特别有意思的是孔雀王朝时期编辑的《生经》中，则将这些动物的特性描绘成另一种情况，准确反映出古印度人乌鸦崇拜的情况和后来建立孔雀王朝时以孔雀崇拜代替乌鸦崇拜的过程。现将这个故事引述如下：

乌鸦和孔雀

　　在很久以前的波遮犁国，从来没有见过鸟。当时在北方边地有个国家叫智幻，这国有人将一只乌鸦带到了波遮梨国。波国人见到后很高兴，当作神鸟来供养。因为波国人对乌鸦很好，这个消息逐渐远扬，于是各地的乌鸦都纷纷飞到这个国家。

　　有个商人，从其他的国家带来了三只孔雀，波遮梨国的人民听到孔雀美妙的鸣叫，看见孔雀五色斑烂的毛，连走路的姿态都很优雅，于是人们开始喜欢孔雀，纷纷抛弃难看的乌鸦。

　　这则表面上平淡无奇的故事被有意编入《生经》，其实是可以看出不同的民族鸟观念中深含的不同文化，以及孔雀王朝时期作为统治主体民族的那种民族优越感。

　　佛经中的猴故事则更多，但都是正面的高大全形象，传达出猴崇拜的意味。《杂宝藏经》中有个故事讲一只猕猴王为破猎人的罗网而跌入深坑，小猴子们齐心协力，一只拉住另一只的尾巴，如同中国故事中的猴子捞月般的方法，终于将深坑中的大猴救出。而《六度集经》中所讲的一则故事，则更是带有《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影子。一只猴王偷吃了国王花园中的果子，但和孙猴个人到王母娘娘园中偷嘴不同，猴王被抓住并且还要惩治随行的500小猴，猴王愿以自身的肉而成为国王的美食，换得其他猴子不被追究。如此的忘我精神感动了国王，最后皆大欢喜。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猴崇拜，对佛教的影响还表现在佛教艺术中同样也有具体生动的事例。在中国许多猴飞天、猴仙的形象中，猴子的大耳朵总是十分引人注目。在敦煌、云岗的佛教艺术作品中，猴的大耳朵元素保存的较多。一直以来人们对佛教人物的大耳朵特征总是不能明白具体的渊源所在，这其实就是猴崇拜的遗韵。中国古代对一些英明的人物多以耳朵的特别为外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古文在记录大禹时也常提“禹耳三漏”。（《论衡-骨相》）好多搞艺术史的专家，都将中国大耳为福的形象断定为外来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错觉。它的根源完全是中国的。

　　中国的中医学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其理论的基础就是道学原理。早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原始中医的迹象，而中国历史上最早期著名的中医扃鹊就来自古代鸟崇拜部落。而古印度的医学，也和中医一样其理论基础同样是基于中国古老的道学五行理论。这也是古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同质的一个例证。在医书《阿达婆吠陀》中有关古医学的内容，如同中国的《黄帝内经》，讲些基本的养生原则，也有些易学的原理。而在另一本医书《阿柔吠陀》中，则讲得更为具体，记有躯干、体液、胆汁、气、体腔是人的五大要素，与自然界中的地、水、风、火、空五大元素相对应。一些因素主动，一些因素主静，两相失调便生病。这些观念和主张，完全是中国中医最基本的体系内容。五行的观念也是大致相同，差别之处很可能是雅利安人的不理解而错误的记录。其中所讲到的“气”的概念是最为中国化的，为世界上其他文化所没有。古印度医学中的中医理论，也证明当时的居民是来源于中国。

　　古印度社会中的中国文化因素实在是太多了，你只要认真去观察，就会让人目不暇接。如，从考古学中判断不同类型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器皿古陶器的制作技术源流来看，古印度的陶器制作技术也是中国方式。陶胎中掺加草木灰、壳，表面磨光技法、黑白两色装饰等，都可在中国磁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南大河文化中找到依据和根源。在中国古代早有洪水灾害之后人类面临灭亡，为了人类得以传承，有兄妹奉天命结婚的故事，有的就附加在伏羲、女娲身上。而在古印度，也有同类的故事。《梨俱吠陀》中就有阎摩、阎蜜兄妹在巨大的灾难之后成婚的记载。在中国，葫芦文化很发达，有丰富的古老传说，特别是在南方，流行葫芦生人的故事。而在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中也同样的有打破葫芦就生出很多儿子来。在季羡林先生在翻译《罗摩衍那》时就发现了这一和中国完全相同的葫芦创生神话，在一则备注里专门列出，只是感到奇怪。在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就早已经将蛙作为阴阳变化阴的代表和生命创生的重要元素对象，而在古印度的《梨俱吠陀本集》中也记录了古印度人将蛙作为生命蕃衍的象征而大力加以歌颂的诗篇。在中国古代，早有以采花为男女婚配的象征，《诗经》之中这类篇幅很多，中国的好些个民族都有过采花节的习俗。而在印度的《罗摩衍那》中，也记录了他们的十车王妃因为采花而结婚生子的故事。在中国，《周易》之中记录有古人早有坤卦下以马为牺牲的大型祭祀活动，《吴越春秋》中也有“禹乃冬巡，登衡山，血白马以祭”。而在古印度，同样也有这种白马祭祀的活动。《罗摩衍那》中讲述了十车王以白马为牺牲所举办大型祭祀活动的详细过程。这些古代文化构成要素中，地处中国和印度的两个相距遥远的文明体之间，有如此之多的元素能够重合，只有这两个文化从本质上就是相同的才有可能，除此之外的理由都很难成立。

　　中国华北一带的古居民自东向西迁移的过程是经过长期的、多次的过程才得以完成的。这种迁移的过程在这一广大的区域之内的古民族分布中，也可找到明显的迁移轨迹。在伊朗、伊拉克考古发现中，有中国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典型陶器出土。在印度阿肓王时期的巴尔胡特文物中，有中国西霸文化的代表符号。国外已经有专家对于中东古文明的主人中有来自东方的黄种人深信不疑。这种中国古代民族的迁移规模和程度远远超出当代人的肤浅认识。更早的证据还可以考察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文化，这也是在中国向古印度传播中原文化的必经之地。这个古文化的建筑用砖传统、犀牛图案的印章、脚形、桌形、鱼形的印章符号，也和中国河西走廊的四霸文化都有紧密的联系。

　　于阗（现代的和田）就是中国人西迁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的枢纽。古于阗的居民当中尽管有伊朗高原的塞种人，但是否占有主体的地位，还不得而知。当代有些学者将塞种人考证成当地的主要居民，并且还认为这些人本来就具有中国血统，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地有中国人是当地的主要居民却是不用怀疑的，这有三个有力的证据：一是于阗的佛教兴盛传统，塞种人历史上当时是最挚诚的佛教徒，而中国人更是。当时一些中亚深目高鼻民族是否也信佛，不易确定。二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玉文化的传统，华北一带向有渊源，如红山时期玉文化就已经相当发达，而于阗其他民族却并无中国式的玉文化，于阗玉文化的根源，就是中国华北古文化。三是《魏书。西域传》下于阗条目中记载有：“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玄奘《西域记》中记载有于阗当初建国时的情景，“东土帝子蒙谴，流徙居此东界，群下劝进，又自称王。”这个记载又和舜时期放四于四门的记载相印证，这支东面而来的居民，可能就是被放西门的那支。还有记载表明后来曾有一支中国西迁的居民，是由甘肃、青海一带西去的月氏人，和古羌同源，也是来自华北太行山北部地区。这支居民即为大月氏，初曾臣服于大夏国，后将大夏灭亡，由阿 姆河北向南进发，尽灭四翊，建贵霜王国。因为都是中国西迁的居民，不论是于阗，还是贵霜王国，都是佛教兴盛之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进入中国的西域是相当晚的事情了，在中国宋朝时期，于阗被维吾尔占领。当代的考古发现，在古于阗曾经出土过许多陶制的猴子，年代久远，这也正是古华北居民猴崇拜的风俗遗物。

　　在中国的宋朝以后，有明显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有许多文人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这种论证。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都主张三教实一。金代初期的王重阳创立全真教，更是直截了当宣称三教同流。在宋代许多有关三教的石雕刻艺术品当中，多有三教首领共处一室的情况。四川宋代大足石雕刻、安岳石雕刻中，都有这种三教主合一共处的作品。后人对这种现象有分析，多是从统治者意识形态利用的角度来看待，没有过多关注其中教理教义中的重合成分。

　　反观今日的印度，其居民对佛教的认识远不如中国农村里随便找出的一个居士婆婆对佛教的认识深刻。你要是去向他们打听谁是观音、谁是弥勒、谁是地藏？肯定没有什么结果，并会给你一个满脸的茫然。当代印度的居民，有95%以上的人信仰印度教，而这种宗教全和佛教是两码事。由此观之，所谓宗教的信仰，绝对是和民族的归属与文化的传统相关联的。是你的，别人夺不走；不是你的，强加给你也不行。中国的佛教尽管在印度一度曾经那样地流行过，但 绝对是只限于本民族的范围之内。外族人或许初期因为没有宗教而好奇，跟着混混，但时间一久肯定会加入自己的文化并设计出自己的宗教。当时雅利安人的武力强大，压迫中国人后退到尼泊尔、不丹、锡金、西藏这一线，故佛教也仅限于这些地区继续得以流传。

　　我中华文明之伟大，即在很久远的以前就建立了“天、地、人、时”合一而论的道学哲学世界观，并以此为基点，进而分化成世俗的宗教佛教和世俗的政治管理学儒学，三位一体，各司其职。这个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基本构架一经确定，便绵绵不绝、生生不息。老祖宗的这些哲学结构和思想文化的构成，指引着中华民族博爱深广，与人为善。但这个以人性的构建为核心的文化结构面对毫无博爱基础的初级文化时，会因层次的不同而造成文化之间相处之道原则选择的巨大差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以抢掠传统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会欺凌以“礼”、“理”为中心的中华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佛教的产生，就是这种文化对冲之后中国文化的一种反应。对贫弱而落后的文化，反起救之心，以悲悯之情给予感化。这当然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自我的调整和某种倒退，同时又促生了一种新的升华。但是事实证明，以佛教的仁慈是无法改变不同文化质地民族基本的世界观，单纯地独善其身并不能换取自己和平的发展。世界处在初级的发展阶段时，生物的自然法则更起作用。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消灭、近代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都是生动而深刻的例子。中华文化中一旦补充进入实用主义的理论以后，特别是生物进化的理论之后，中华的掘起就成为一种必然。但这并不会导致中华文化发生质的改变，只不过为实现中华文明“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崇高理想和目标，提供现实的基础，中华文明的发展又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佛教归入异类的文化而不知所错。这样的局面在当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佛学的民族基础、哲学基础、文化基础都在中国。尽管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地点在尼泊尔，但他所处的民族人文环境的核心内容却完全是中国化的，释迦牟尼本人也是从中国华北一带迁移的民族一分子。所谓佛教外来说从此可以休矣。老祖宗的文化遗产自已都说不清楚，还要算到别人的头上，这样的荒唐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释迦牟尼说过：“以不真实的事物为真实，以真实的事物为不真实，停留在不真实的思想中，永远无法达到真实的境界。”（《佛陀的格言》）好在，我们总算找到了佛的根源。佛在中国，佛学在中国，佛根在中国。释迦牟尼就是中国人。阿弥陀佛。（作者：大大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