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以这样的规律来考察中国佛教的传播，却出现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情况。在中国，大江南北，左东右西，佛教东来如春风拂面，徐徐渗染，民皆乐观其成。上至皇室，下至贫民，无不欢欣鼓舞。而且是一旦传入后便生生息息，蓬勃发展，一脉流传，从不中断。这个过程从来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自觉的，没有任何外族武力的压力和民族生存危机的逼迫。奇怪的是中国人对这种所谓外来宗教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有违一般规律的态度，听之任之，心甘情愿地自愿接受异族宗教的洗礼？而对同样是异族宗教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却采取全然不同的态度？以中国人的大度、海纳百川的能力作为理由，显然苍白无力并且毫无道理可言。这个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独特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质疑，说明习惯势力多么可怕。今日由我提出，应当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和研究。这个问题事关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核心文化的流传过程和范围，必须要搞清楚。希望中国的佛学家、史学家、考古家等，都能开动机器，为彻底搞清这一问题贡献力量。最近有报道说韩国人有人研究说释迦牟尼是韩国人，中国的史家多认为是一种不严肃的恶搞。他们不了解，韩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已经有所觉察，有相当的学术敏感性，找到了问题的一个方向。但他们要将此说研究的自成体系，却是不太可能。因为种种的证据，都是指向中国华北一带的考古成果，和韩国尽管有些关系，但韩国却并不是本源。

　　在我看来，佛教进入中国后的种种表现，并不是宗教传播之中的一个特殊的个别现象，也并不是中国的民众对外来的文化抱有大度的宽容之心，虚心好学，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佛学的根本文化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本来就是同质对接的，因而很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也很自然能在中国得以传承和发扬。佛学的哲学基础、民族学基础都在中国。佛学的根源本来就在中国。

　　佛教的发源地为喜马拉雅山南一带，当地的居民在雅利安人进入前都是操汉藏语系的民族，时至今日这一地区还有不少说汉藏语系的民族，广泛分布在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这些古代居民的文化当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是古印度哈拉巴文化的主人。这个古文化的主人在史界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但都认为不是雅利安人所创造。西方的专家认定是泰米尔一系的人，没有什么证据，只是用简单的逻辑排除方法来推测的。这一地区古文化具有很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根据我的研究这一文化的主人其实是由中国华北一带迁移过去的中国人。

　　在雅利安人自伊朗高原进入印度半岛之后，和这些讲汉藏语的当地民族有一个明显的冲突过程。古印度人信仰多神教，其中的猎神是相当重要的神祗。这个猎神在雅利安人进入后并没有消失，而为婆罗门教所继承，成为湿婆天的原形。婆罗门将湿婆天称之为“湿婆兽主”，身边多有各种野兽相伴，以突出其对野兽的控制能力。其具体的形象，和中国的梅山猎神一个样，脑门上都长着独特的第三支眼。历史上有关古老的三眼神话都是出自中国江汉地区，而古印度大神的形象具有如此鲜明的中国色彩，说明在很久远的年代里，中国文化就早已流传到古印度了。

　　古印度居民早在雅利安人侵入之前就已经完全实行了相当成熟的农生产方式，圈养家畜。在农业的生产上，实现了水利引水灌溉，建设有成体系的堤圩。当时也有了历法，其历法和中国的古太阴历没有什么区别。后来还有了十二生肖，也和中国的一样，只不过因为雅利安人的进入后将中国因素的虎换成了雅利安因素的狮。郭沫渃把十二生肖说成是巴比伦的东西，是个错误。十二生肖中所蕴含的阴阳运行思想是纯中国化的。因为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社会上已经出现自由的个人修行者，专门进行世界观的思索和哲学的探索。这些传统比古雅利安人的社会生活状态要先进许多，并为雅利安人所不理解。作为强制进入的新统治者，因为自身还处于游牧生活的方式，并不认同当地居民的定居农业生产方式，于是颁布法令强制古印度居民向他们的生活方式靠拢。如不准圈养牛马，要令其自由放养，摧毁堤圩以解放河流。当代印度随处可见的耕牛高度自由流浪的场面，就是当年雅利安人的这种规定的历史性产物。他们在《往世书》中记录了不少他们到达印度时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状态，提供了许多古印度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线索，包括由人民选举帝王、立法者、卑伦王的传奇故事。这些社会生活的状态和雅利安人有很大的不同，却和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中国尧舜时代差不多。尧舜时期帝王的选举、禹治水时身先士卒和卑伦王平整土地时的表现如出一辙。在吠陀的记录里，反映了古印度人也有了灵魂投胎转世的观念，这也和中国古人的认识一样。在古印度也有和中国古代建立在行星运动变化基础之上的旷远无限的时间度量观念，这也为其他文化中所没有的 。

　　在早期的吠陀诗篇中，有些记载是雅利安人记录当时古印度原住居民思想意识情况的内容，对我们研究这些居民文化根源的来龙去脉极有价值。如其中有一篇（RVS，X129）所记载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最初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却因为一种生命体“太一”受热力影响而忽然生存。它蕴藏于一切事物之内。由欲望产生了心识。然后沿着一条水平线延伸，将存在物划分为阴阳二法则。”（《印度佛教史》，英国，渥德尔著，商务印书馆，1987，37页）

　　这条记录很有意义，让我们可以了解公元前1200年左右古印度人世界观中的基本观念，这个时期大约相对于中国的商代晚期。从这些记录的内容看出来，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原始道学中的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太一”是中国人最原始的哲学概念，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中都没有这个概念。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200年前就有相当数量的从中国华北一带的居民远迁到古印度并在那里生活了，并带去了中国最原始的道学体系。这个时期距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要早近800年。这些古老的中国哲学中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为日后佛学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对这些极具中国化色彩的古老哲学观念，古雅利安人是不能理解的。这篇吠陀记录的后面就有他们的困惑。他们认为这只是这些古印度居民的一个有趣的想法，但没有人知道世界真的是不是由太一所构成，连他们自己的天神也不知道。这里的“太一”是中国古代先哲宇宙观的一种表述。在中国古代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中，将这种“太一”形象化地描绘成“如鸡子”般的混沌状态。这就是后来印度“安荼”说的根源。饶宗颐先生就曾发现在中国内地吴越之地有浓厚的浑天派宇宙观思想，但他只看到在印度的《梨俱吠陀》中有记录，便认定是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的生动例子，却没有发现那原本就不是雅利安人的思想，而原本就是由中国流传而去的结果，流向认定错误。中国先秦时期楚竹简中就有完整的这些古老哲学观念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