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学的主要思想内容是一种无神论的哲学，注重守中，强调放下，摈弃执着，视死如归。认为宇宙有三界，大道有轮回。道无常形，以无有为主体，存于人的感觉、理智视野之外，修行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清静无为。 

　　而佛学的主要思想和道学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同样也是一种无神论的思想，注重中道，强调放下，摈弃执着，视死如归。宇宙同样也有三界，人生总有轮回，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高的境界也是涅盘寂静。

　　后来的佛家或道家尽管曾经发生过佛道不同的争论，但却并没有反映出佛学和中国传统道学在根本理论上的特殊分歧和冲突。道学的哲学意味更浓，佛学更讲究知行。道学中的轮回观是讲基本发展的规律性，而佛学的轮回则是中国古代灵魂化生传说的一种宗教的运用。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了许多“春鹰为鸠”、“虾蟆为鹑”等化生故事。庄子最爱讲物化。这些素材正是佛教化生故事的来源。

　　中国古老的道学和佛教的内在紧密联系、文化相通的程度，在世界文化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绝无二例。就连道学和佛学最具代表性的领导人物的出生方式也完全都是中国神话模式中的统一方式。出生前都有吉祥的先兆，或是莲花的盛开，或是河水变清，或是凤鸟高唱。佛祖出生前也是如此这般，全是中国人意识里的温暖吉祥景象。老子出生是口含玉英，孔子出生是黄河都变清澈。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有不少伟大的人物其出生的方式都是“从胸出”，大禹（《帝王世纪》：“胸坼而生禹于石纽。”）、商祖契（《竹书纪年》：“胸剖而生契。”）、楚人的祖先（《史记-楚世家》：“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都是如此。秦人的祖先大业的母亲怀孕的方式和大禹的母亲等相同，都是食卵而孕，但大业的出生方式却没有讲，估计也是剖胸而生的。道学的泰斗老子，出生方式也是“从胸出”。晋代葛洪《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老子从胸而出的情景。很多人都认为老子的出生方式是道家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而故意抄袭佛家的神化佛祖的方式所采取的策略，是完全从佛学的典中而来。这个说法显然说不通。因为之前的那么多老祖宗的出生方式都是从胸出，不可能全都是抄袭佛祖而来。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出生方式也是和老子一样，“从胸出”。鱼蒙的《魏略》有：“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日屑头邪，母日莫邪。。。。。。。。。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肋出。”这种伟人共同的出生方式，内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是同质同源的，而只为中国所独有。释迦牟尼的出生方式证明他的族属是源于中国华北一带古文化。雅利安人说自己是从口中生出的，其他的几个当时主要的民族分别是从胸、从腹、从足生出的，从而确定了天然的等级，这就是以民族来划分的。

　　中国西晋时期有个著名的道士叫王浮的，曾经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老子化胡经》。后世的学者因为没有人认真地探索过佛教和道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只凭片面的常识来判断古代一些有关佛道相连的记载和争论。王浮就是一位备受后人痛批的人物。人们对王浮的行为没有进行理性的分析，没有想过为什么经历过多次的灭佛运动之后，王浮的主张始终得以流传。梁启超就骂王浮为“妖妄道士”，胡编乱造《老子化胡经》。这个观点在近现代很有代表性。当代的学者还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当时佛道相争时道家所使用的下三滥手段。但是这些学者对这样的现象却找不到答案——佛学的经典中也记录同样的事情。在《广弘明集-笑道论第十四》中就有。这实在是让人难办。佛道两家都有如此的说辞，后人不信，只好将问题全怪到古人中出了笨蛋。梁启超就骂：“其始起于妖道之架誣，其后成于愚秃之附会，而习非成是。”（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9页）然而古人中的笨蛋还不止于此，《魏略》中也有“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这都说明道学曾经传向印度那个方向。这些说法和印度的吠陀记录内容完全能够得到印证。汤若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就认为《化胡经》实采取佛书，应有相当根据，非向壁虚造。（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古人之中也并不全是糊涂虫。南朝的梁武帝是位学识深厚的皇帝，是位文化人，多才多艺，文武兼备，史称“六艺备闲”。在位五十年，治理有方。他提出了佛、儒、道三教同源说并加以论证，将佛视为本源，称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为“三圣”。梁武帝的见解极有见地，可惜的是后人并不理解，特别是当代的学者，以阶级理论为原理，认为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三教相互补充的功能加强统治的政治措施，并没有研究其主张中的历史成分。元初有位数学家和文学家在他的笔记《敬斋古今黄主》中提出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后的疑惑：“西方之书与中国之书，往往更相假借以为夸。《韩诗外传》：‘人死日，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归于木，筋归于白，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觉圆经》四大之说，大概与此同之。但《韩传》所谓归者一十有三，而《觉圆》之所归者，止四而已。顾韩说之繁重实不若圆觉之约足也。然不知《韩传》窃彼书耶，抑彼书之窃《韩传》耶？ 韩婴在圆觉前，不应掠取浮屠语。”（中华书局，1995年，卷九，118页）这位老夫子就发现了佛学经典中的一些文化概念，竟然是来源于道学的传统。在中国，相类的古记载还见于《绎史》卷一引《五运纪年》：“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早于佛教正式产生前的中国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所经历的一个特别的时期。在此期间所构造的人伦道德体系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杠杆，成为一种孔子推崇的礼仪时代。孔子的一生，一直致力于西周社会的社会规范复兴而努力。西周的统治者汲取商代灭亡的教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禁杀、禁淫、禁酒的法令，成为中国儒学五律建立的最为直接的基础，也成了佛学五戒的最直接的借鉴模式。早在东晋时期，有个文人叫颜之推的，写了篇《归心篇》的文章，就将佛学五戒和儒学五戒进行了一番对比，结论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之禁与外书仁义五常符同。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由此，他还专门讲佛儒同源的事实，“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