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派社会主义与佛学的目的相近，手段不同”

　　 太虚的社会主义观，以20年代中后期的“国民革命”为界，前后有所不同，此前是以肯定为主，批评为次，说的较多的是佛法如何与社会主义相合。此后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各类社会主义都成了国民党的禁区而遭到攻击封杀，太虚对社会主义较多地就持否定的态度了。但有两点他是前后一致的：一是对社会主义始终未予全盘否定，一是始终主张以佛学来补救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不足。
　　 他首先论述了社会主义的起因、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主义派别虽多，而其主旨基本相同，即“倡资产归公主义，以一切土地及机器等，凡能生产之物，皆归于公，以使群众共同劳作，平均受用，而解贫民衣食住之困苦，以除资产阶级之专横”。
　　 他把社会主义的派别分为相互区别的四对，共有八种。
　　 第一对是“集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太虚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分配方法的不同上。前者“以劳作之多少，能力之大小，而得其利益上之报酬，可归私人受用。但只限于本人之受用，本人死后仍即归公”（注：太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M〕，《庐山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第261页。）。共产主义则不同，“不但一切生产机关全归公有，而不论其劳力之多少大小，其受用乃各满其人人之需要，而毋许私人积蓄焉”（注：太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M〕，《庐山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第261页。）
　　 第二对是宗教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太虚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思想来源的不同，宗教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平等等思想。他指出基督教徒圣西门最早讲社会主义，圣西门坚持认为一切财产都应该由大家来平等享用，不应该有贵贱贫富的阶级。太虚讲，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则与此不同，它来源于对“财产制度”的反思与总结。这种社会主义认为财物是群众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无论是政治、宗教、文学，还是社会风俗、思想都是随着财产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之现象，皆由财产制度而变迁。故改造社会，当从财产制度改造，财产制度性质好，则社会皆好。”（注：太虚：《以佛法批评社会主义》〔M〕，《庐山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版，第262页。）
　　 第三对是有政府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的社会主义。太虚认为前者就是苏俄式社会主义。后者不立政府，人人各尽其力，各取所需，国家、家庭、宗教一概不要。
　　 第四对是激烈的社会主义与温和的社会主义。两者的区别在于手段的不同。前者以暴动、流血、革命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后者则“适应时机，以学说而渐化”。
　　 太虚对社会主义派别的划分，明显与众不同。当时传入中国的各派社会主义有几十种之多，按照大陆学者约定俗成的划分，主要有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等等。各种社会主义自成体系，相互有别，但其主张又有相近甚至交叉之处，比如多数派别的社会主义都主张要在未来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等等。太虚以各派社会主义的主张为蓝本，但以他本人对这些内容的理解和发挥为标准来划分社会主义，自然也就别具一格。他对各派社会主义的描述，有很多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也有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特征和内容。因此尽管太虚对社会主义派别的划分不合于今，但显然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征还是比较了解的。
　　 依据自己的理解，太虚对社会主义做了评价。
　　 他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认为它与佛家的主张相近，都是要建设人间乐士。
　　 但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各种手段，他则持批评态度，认为有四误：重视改造社会而忽视个人修身；专事改变物产制度而忽略改变人的心性品德；只知道铲除现存的专制阶级、资产阶级等恶果，却不注意消除产生这些恶果的原因；只知道消除一切阶级，一切私有财产，却忽略去除人们深藏的私心。所有这些手段、方法上的错误，都会妨碍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
　　 太虚对社会主义手段的评论，有其独到之处。当时社会主义派别虽多，但彼此间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争论多集中在“革命”与“改良”的是与非上。像太虚这样从几个较新的角度来评论社会主义手段的人确实不多。以后世界上一些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他的一些看法确有其道理。
　　 太虚认为社会主义手段有所不足，就提出自己的方法来补救，共有四点：个人的修身改造；人心性品德的提高；坚持五戒、施行十善、修习定慧、积累功德；去除偏见、消除私心。他认为只要做到了这四条，以之补救社会主义手段的不足，社会主义的目的，也即佛家“常乐我净”的目标就能达到。
　　 太虚归根结底是个佛教人士，因此很自然地就要谈到佛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且乐意特别指出两者有类似之处，认为佛陀早在几千年前就提倡社会主义了，而且释迦牟尼佛的社会主义与今天的社会主义很相似。他分析说释迦牟尼佛最早打破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的种性区分，建立了佛教这一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阶级的新社团。在新社团中，大家一律平等，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在经济上也完全平等，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这与今天的社会主义没有什么不同。
　　 他接着指出佛教的经籍、律论等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人们完全可以用佛经、佛律、佛论等来救治社会弊病。
　　 但他也承认佛陀的社会主义与今天的社会主义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实行方法的不同。他认为佛陀的方法更高明，因为佛陀的社会主义是感化的和平的，而不使用强迫的手段。
　　 太虚的上述看法，很难令人苟同。社会主义作为成体系的思想，确实只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产生的，各派社会主义莫不如此。今天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有社会主义思想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章句下》〔M〕。）的表述就是证明。这些学者和太虚一样，都忽视了一种多派别的成体系的思想和它的某些内容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论其质，更不能混为一谈。说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其精神实质与佛学、儒学或某种西方古学的一些理论相近，这是较为准确的；若说社会主义思想藏于后者之中，或者就是一回事，那就不准确了。即使社会主义的形成初期，借鉴承继了人类文明的多种成果，但当它经过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洗礼而成为近现代思潮时，人们更不应该把它于传统文化混为一谈。更何况一思想体系根本就是产生资本主义时代，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而非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