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们指出，新村是平民的，是民治的。新村里的事，如整理村务、村民会议、消费组合、协力组合、生产组合、图书馆公园“差不多十之八九，都是平民自治范围以内的事情”。这些都还是平民自治的初步，在此基础上，还要把人生哲学、人生艺术以及宗教、科学等引入新村中，提高村民的素质、能力，进一步把新村办好（注：张墨池：《新村的说明书》〔J〕，《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7号，1923年10月10日。）。
　　 最后，佛教新青年提出了自己在中国贯彻新村主义，实现新村主义的主张。
　　 在这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刘仁航等人则主张设立新村教育图书博物园，以此做为实现新村的第一步。刘仁航在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时说：“新村事业，是建设，平静的，永远的，继续的，无止境的，非个人的，所以一定要使分子彻底觉悟”(18)，这就离不了新村教育。而且这种新村教育“一定要使团体分子，对于宇宙观、人生观、身心内外、有彻底的觉悟才行。而教育博物园，就是一村团体分子，对于宇宙观、人生观、身心内外，有彻底的觉悟才行。而教育博物园，就是一村团的母牛，朝朝供给他们的新鲜牛奶，自然把他们就滋养起来了”(19)。
　　 至于新村教育博物园的内容，刘仁航认为应有以下五个方面：
　　 “天然研究”。即对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天文地理等的研究。
　　 “机械图形”。也就是机器、物质。刘仁航认为，社会进化论、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所以今后的人群组合，虽然一面采消极的天然化，一面要采积极的物质化，这才能圆满。就是要积极的发明物质，公同物质，同乐物质，共享物质，互助协力”。而不应利用物质互相残害，人类应该“公享机器物质的利，而不受物质毒害”。
　　 “音乐美术”。刘仁航认为它可使人们寓教于乐，新村教育将因之愈推愈广。
　　 “公园，及工读园，运动游戏场”。
　　 “公储图书，分采博物标本”。这些可以增进人的智慧，增长人的知识。
　　 刘仁航建立新村教育博物园的主张，空想的成份也很多。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刘仁航没有再提出实现新村的进一步的设想。
　　 张宗载等人主张“集合众学佛者于一处”，到了斋期，不管是僧侣还是居士都要齐聚到寺庙中修习佛法，共同生活，“如此则居士僧侣，一炉共治，群居陶铸，则佛化可以普及”。佛化普及了，平等互助实现了，“个人子弟眷属渐染薰习，道风加被，久之新村自易组合”。
　　 这种主张，实际上是打算以现有的各寺庙为根据地，先变寺庙为新村，再以之为中心向外扩充，逐渐超越省界国界，最后变世界为一个大新村，实现世界大同，使人类永脱束缚永享幸福。
　　 其想法虽好，但实行起来却会遭遇很大的困难，因此不可能行得通。其困难主要在于两方面：人与财。就人而言，旧的寺庙僧侣很少有人对新村主义感兴趣，甚至知道这种主义的都很少，想把他们赖以谋生的寺庙变成新村基地，只能是一种空想。而热衷于新村主义的佛界人士，居住地比较分散，有的甚至相隔百里千里，想把大家赶到一块又实在是困难重重。就财而言，大家聚到一块生活，花费必巨，难免入不敷出，虽有募捐款也难当大用。而且佛徒讲究的是修习佛法，早证涅槃，了脱生死轮回，不讲究不也擅于治产业挣钱财，因此很难有经济保证。在人和财两方面皆无保证，张宗载等人实现新村的主张就只能是一种空想了。在整个民国时期，也确实没有佛徒从事这种新村的实验。
　　 但是，太虚的这些弟子们这样大谈社会主义，很快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压制，他们又没有太虚那样的声望可以让当局有所顾忌，其实即使是太虚本人也不愿意因这一问题而引火烧身，因此佛教革新派们在近在眼前的迫害面前就停止了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宣传，终结了借社会主义改造旧佛学的幻想。佛教革新派的社会观、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很快失去了实质性的影响，以给世人留下了“佛教徒也谈社会主义”的印象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