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虚社会主义观的影响——新派弟子论社会主义

　　 太虚之所以对社会主义这么感兴趣、大谈特谈，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与佛家的相近：二是太虚有引用社会主义为佛教革新的依据和动力的想法，有时他还把这种想法付诸言论。1921年，太虚发表《僧自治说》一文，在文中他鼓励佛弟子在未来的自由的共产主义下，从事医药、教育、农工矿等业。
　　 太虚的这些想法及对社会主义的系统论述，很自然地对同样醉心于佛教革新的弟子们产生了影响。其弟子张宗载于1921年亲自赴俄考察共产主义，回国后参与创立“佛化新青年会”，更不时引用社会主义为批判旧佛教的利器，以致于被“民生通信社”报道为留俄的共产分子。张宗载不得不返回四川，另一得力弟子宁达蕴为避嫌疑也被迫暂时离去。
　　 佛教革新派的青年们首先讲了对社会主义的整体认识，接着就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具体分析，重点强调佛法与它们并不矛盾。
　　 他们说：“今世所提倡之种种新学说，如社会主义等，其根抵不出于人权平等一言。而平等者，固佛教之产物也”（注：《王师愈居士献言于民声日报》〔J〕，《海潮音》，第2年第1期，1921年1月20日。）。因此佛法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列宁就曾肯定过佛法，讲社会主义的罗素对于佛法也很称赞。佛法与社会主义不能截然分开，否则就会造成社会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不得安宁。
　　 而要真正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必须使理论与当时的实际相结合才行，否则“其事必败坏而难成，若近年来俄罗斯的现象，即可作为一个显明的证据。马克思的学说非不善，而列宁行之终不能如愿以达，是因只顾‘理’的方面之可能，而不顾‘事’的方面之不可能的原故”。而现在信奉社会主义的新青年，“是因鉴于资本家之专横，思有以推倒之，使劳工得享受经济之平等。……是因鉴于政府之种种恶劣，思有以灭除之，使民得享受生活之安宁”（注：《王师愈居士献言于民声日报》〔J〕，《海潮音》，第2年第1期，1921年1月20日。）。他们的动机是高尚的，无可厚非。但他们并不去有心搞清楚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否与社会实际相适合，只是一味顺应潮流，这是无法令人赞同的。再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消除人世间的不平等，实现人类大同。而“真明白佛法的人，其心必平；由心推境，作事必平。即平其心，又平其事”，人世间的平等公正就不难实现，世界大同也指日可待了。因此，佛法实在是最高明的治世方法，它足以造福人类。舍佛法不用，创出再多的主义也不能使人类真正幸福。
　　 佛教革新派青年们的结论，我们无法苟同，其中本位主义、佛教至尊至上的色彩太浓。但他们指出的理论必须与实际相适相合才能在实践取得成功的原则，则是正确的。
　　 谈完对社会主义的整体性认识，革新派青年又对各派社会主义及其与佛学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
　　 首先，是佛学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们指出，共产主义虽然已在俄国取得了胜利，但这种主义现在还处于幼年时期，“无成绩可睹”。将来则会越来越进步，会取得好的成绩。共产主义“虽为国界政府最少数人所深忌，然必为全世界最大多数平民所欢迎”，这是因为各国政府不良，人民穷困的缘故。但共产主义只属于佛家所说的事法界有为法（注：指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有生有灭的事物。），而不属于最高级的理法界无为法（注：指理念、意识界中不生不灭、永恒存在的东西。）。如果共产主义不从前者进到后者，就总有一天会发生畸变，遭到变易破坏。因此，“共产主义家，必实行佛化，始不愧为真共产主义家”（注：净空：《佛化新青年改造世界与各家主义之同异》〔J〕，《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6号。）。
　　 谈到佛法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佛教革新派青年认为佛家“达到此区区主义，如折枝之易耳”（注：净空：《佛化新青年改造世界与各家主义之同异》〔J〕，《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6号。）。因为无政府主义的兴起，其原因在于各国政府的罪恶和压迫，使人们觉得只有消灭政府，建立一种全新的自由的社会组织，才能消除罪恶压迫，才能享受到平等、幸福。而佛家主张以平等、慈悲来化导世界，对无政府主义自然不会反对。不仅不反对，佛家还身体力行。佛祖“抛妻子，弃王国”，早已率先实行无政府主义了。
　　 至于工团主义，佛法与之也不矛盾。因为佛家不反对劳动，也不反对为社会增加富力。佛化新青年指出，“劳动”二字，应该包括劳心劳力两种。佛门人士大多从事的是“劳心劳动”，这种劳动也是利人的，也是名副其实的“正当的劳动”。不能因为佛门人士从事的体力劳动少，就说他们是寄生虫，更何况有的佛徒还直接从事“劳力劳动”呢！总之，佛家与劳动密切不可分，佛法与工团主义也就不可能冲突。
　　 最后，他们详细分析了新村主义。认为新村主义倡导建立一个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相结合；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对于自己的义务；赞同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的理想社会的主张（注：周作人：《新村的精神》〔J〕，《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颇合佛说”，因而对它大加赞赏。
　　 他们对于新村主义远离尘世、另组团体的实践方式，以及和平的渐进的改良社会的手段也加以赞同。他们说：“欲改造社会，非先使改造者离开旧日陈腐恶浊社会，非另有一种新组合，使改造者游息其中，进退自如不可”（注：张墨池：《新村的说明书》〔J〕，《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7号，1923年10月10日。）。
　　 佛教革新青年还把他们对新村主义的支持、赞同贯注在自己的宣言中。他们在宣言中赋予自己的一大使命就是要在10年内建议众多的含有报社、公园、大学、中学、小学、工场、幼儿园、图书馆的新村。
　　 佛教新青年不仅支持新村主义，还对其有独特的理解。
　　 首先，他们认为新村主义与政治毫无关系，并且是反政治而行之的。“政治是空的，新村是实的；政治是退步的，新村是进化的；政治是消极的，新村是极进的；政治是治人的，新村是不治人的；政治是吃人的，新村是生产的；政治是死的，新村是活的”（注：张墨池：《新村的说明书》〔J〕，《佛化新青年》，第1卷第7号，1923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