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还必须说清楚，至今为止，还有少数学者认为天皇道悟应当属于马祖的法嗣，而且他们认为丘碑也并非子虚乌有，且天皇的参学马祖也载诸《灯录》，未必就是杜撰。加上清代在扬州刊刻《全唐文》时，网罗前代遗文唯恐不尽，因而将宋人所杜撰的那两块伪碑也收入了《全唐文》中，这便成了今人再度质疑的依据。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认为石头下的药山也应当属于马祖的弟子，因为药山先参石头未得，后来经过马祖的开示才彻了心疑；还有丹霞，他的做石头的弟子，也完全是马祖让给石头的……诸如这些提法，也未免没有片面的道理，但毕竟没有多大的可靠信，况且，我们始终纠缠在这些古人所制造的这些疑案中，也实在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我在拙著《中国禅宗的形成》一书的第三章中，曾就中晚唐时期南方禅宗的道场作过探讨，事实上，当时的石头、马祖二家并没有什么门户之争，那时的禅僧往来于江西与南岳之间，所谓师徒关系，那事实上只是一种法统的继承关系，而决不是后世那些倚草附木之徒为了攀附门庭，所开列道统谱系了。当年的湘赣丛林的那种作法实在是太可贵了，当年的禅师们自立门户，开创基业，殊不似后世那些倚门傍户之徒。天皇下的法眼、云门两个宗派很明显地继承了石头的禅法，而且在某些方面对希迁禅法有所发扬光大，这应当是颠扑不破的历史事实了。况且当年的云门与法眼均自道家门，称他们自己为石头的子孙，那时的临济门庭也未尝不兴旺，但连他们都已经自认了，后人又何苦要去多那么的闲事呢？说穿了，无非也只是出自于争夺门庭、夸耀祖荣的目的而已，而与他们自己实际的修行却毫无干系，事实上这种作法也是非常一种可悲的表现。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笔墨来阐述那些被歪曲的历史所造成的盲点，在排除历史上面的异议之后，再来探索天皇禅系，也就扫清了一个大绊脚石。下面，我们准备就这一系禅来作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

    二、道悟禅师的生平

　　天皇道悟禅师在禅法的修学上是非常有特色的：他广参诸方、叩问玄旨，最后才顿悟禅机，彻了心疑。他的这一修学历程，与青原禅系中的石头、药山、洞山等大德十分相似，因而也颇具有青原系禅师的　

　　共性。关于道悟的修学历程，《祖堂集》的记载比较简略，但在《景德录》、《五灯会元》与《宋高僧传》卷十中，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今综合有关史料，对道悟的修学历程作一番比较系统的叙述。

　　道悟原是婺州东阳（在今浙江东阳）人，俗姓张。关于他的生年，我们可以从以上几种文献所载他的圆寂年代推算出来。《宋高僧传》说道悟圆寂于元和丁亥四月晦日，春秋六十，僧腊三十五，依此则可以知道道悟是圆寂于元和二年（公元八0七年），由此上推六十年，则可以知道道悟出生于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七四八年）。据《景德录》卷十四所载，道悟从小“神仪挺异，幼而生知，长而神俊”，《宋高僧传》则说他“生而神俊，长而谨愿”，且“身长七尺，神韵孤杰，手文鱼跃，顶骨犀起”。由此可知，道悟是一位天资颖悟、仪表出众的大德。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谨愿”的禀性中，推测出他对于参禅悟道并不会浅尝辄止。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个人气质所决定，道悟在以后的参学历程中，尽管“芒鞋踏破岭头云”，但他始终不满足于对玄机的一般体会，而是一路向上，直到彻了心疑才肯罢休。

　　道悟的发心出家，是在他十四岁时（公元七六二年）。他在萌发了出尘之想时，便恳求父母能遂其心愿，但他的父母因为爱子心切，却没有答应他的请求。由于道悟“谨愿”的性格所决定，他没有离家出走，但更没有放弃出家的弘愿，而是采取了减少每天饮食的作法来改变他父母的主张。《宋高僧传》载他“日唯一食，虽体腹羸馁（”体腹羸馁“，在《景德录》卷十四中作”形体羸悴“），弥年益坚，父母不获已而许之”（《大正藏》五0卷七六九页上栏）。由此可知，道悟在发心出家以后，又经过了将近期年的以减少饮食的行动来感化其父母的努力，才使得其父母答应了他出家的请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出家是在他十五岁那年（公元七六三年）了。

　　道悟出家之后，则博参诸方，他在参学上面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据他的传记所记载，道悟在得到他父母的允许出家之后，即投明州（在今浙江省绍兴境内）的一位大德的门下披剃，至于这位大德的名讳，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我们也只能暂付阙如了。道悟在明州修学，一共度过了十个寒暑。在这十年当中，道悟应当以修学经论为主，直到他二十五岁时（公元七七三年），才在杭州的竹林寺受具足戒。因为，依据唐代的僧制，度僧是要经过考试经论才能获得允许的，当时虽然经历了安史之乱，但对于地处吴越的明州来说，这场动乱对那里的影响远不及中原那么大，以故当地不大可能废除此制。另一方面，《宋高僧传》说道悟“行在璎珞，志在于《华严》”，可见道悟在严持戒律的同时，对于《华严经》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这也正好为我们了解道悟披剃后的十年修学生涯提供了一丝可靠的线索。

　　道悟在杭州受具足戒之后，便开始了他遍参天下尊宿的修学过程。其中有一点值得说明：道悟在参学诸方时是始终恪守着律仪的，《宋高僧传》说他“以勇猛力，扶坚牢心，于六度门，修诸梵行”（《大正藏》五0卷七六九页上栏），《景德录》也说他“精修梵行，推为勇猛，或风雨昏夜，宴坐丘冢，身心安静，离诸怖畏”（《大正藏》五一卷三0九页下栏）。可见，道悟不只是恪守毗尼，他而且还能行头陀行。道悟参学诸方的时间长达十余年，在这段时间内，他曾经向径山国一、钟陵马祖、南岳石头等大德参学过，也曾在余姚的大梅山修习过禅定。道悟的参学于径山国一禅师，大概是在他受具足戒后不久（即公元七七三年左右）。《宋高僧传》对他参学径山国一禅师的记载颇详：

　　（道悟）遂蹶然振策，投径山国一禅师。　悟礼足始毕，密受宗要，于语言处识衣中珠；身心豁然，真妄皆遣；断诸疑滞，无畏自在；直见佛性，中无缁磷。服勤五载，随亦印可，俾其法雨润诸丛林。（《大正藏》五0卷七六九页上栏）

　　径山国一即法钦（一名“道钦”）禅师（公元七一五年－公元七九三年），他是牛头法融门下的第六代法裔［二］。《宋高僧传》载他俗姓朱，自幼精通经史，他在赶赴科举的途中路过鹤林寺（在江苏省丹徒县境内），遇上了玄素禅师，由于师徒甚契，遂投其门下出家。法钦得法后卜居余杭的径山，此山是天目山的余脉，今之万寿寺即当年法钦禅师所开创。由于法钦的声誉在丛林中日益远播，遂得到了唐代宗、唐德宗两代帝王的礼遇，他曾被迎请到京师去弘过法，唐代宗钦赐他“国一”的法号。牛头一宗的禅学思想是构筑在大乘“般若空观”的基础之上的，唐代的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中，将之归入“本无事而忘情”的一派。宗密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