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中庸》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宋儒为什么对《中庸》如此钟爱呢？这要从《中庸》一书所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谈起。《论语•雍也》载：“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何晏集解道：“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3]这句话强调了中庸在儒学上的重要意义，漆侠先生认为这种意义已达到至高无上、无以复加的地步[4]。《中庸》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和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5]、“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6]。“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7]。在孔子看来，处理好中庸之关系，必须抓住“两端”，也就是说，实行中庸之道，既要反对“愚者”之“不及”，又要反对“贤者”之“过之”，“允执其中”、“从容中道”就是实现中庸之道的最好方法。《中庸》的核心观念是“诚”，认为“诚”是“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皆赖以存在的根本，“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人要通过道德修养功夫，以求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境界。《中庸》自秦汉以后，一直没有引起儒家学术界的重视。中唐以来，韩愈、李翱为复兴儒学，在哲学领域内对抗佛教，遂对《中庸》中之“心性义理”思想进行了阐发。宋代时，《中庸》成为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儒家关注的重要话题，成为除五经之外弘扬儒学思想新的重要典籍之一。儒家的这种做法，得到了佛教的支持，华严宗、天台宗、法华宗、禅宗的思想中有相当多类似的论述。既然《中庸》对振兴和弘扬儒学如此重要，那么在唐宋思想转型中，宋初僧人群体对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如何？对宋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学术指向？目前的研究尚显薄弱，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关于宋代僧人与儒家中庸思想之关系，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中有所论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路。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以宋初名僧释智圆和释契嵩为主，探讨了宋学形成前僧人群体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从宋代中国哲学思想史发展的历程来看，智圆、契嵩从佛学的角度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对于提高儒家理论思维水平，探究事物的本原和规律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这种认识与回应也为宋代学术界提出了重建社会秩序与思想秩序的一种策略，昭示了后来中国思想世界中主流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走向，而相当多的宋代士大夫尤其是宋学中的理学派，对这种走向与策略表示认同。

　　 　　二、释智圆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中国思想界最早探索中庸之道的不是儒家学者，而是宋初名僧——释智圆。释智圆(976-1022)，字无外，自号中庸子，又称潜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俗姓徐氏，天台宗山外派僧人，赐谥法惠大师。平生著述宏富，尤以《闲居编》影响最大。智圆自幼喜好儒学，“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情”[8]。其学术思想“旁通庄、老，兼通儒、墨”[9]，因而对儒学有很深的认识和了解。智圆关于儒家中庸思想最重要的论著是《中庸子传》。在这篇著名的学术论文中，智圆受天台宗“三观”学说中“中道”思想的启发，提出了儒家中庸乃“龙树所谓中道义”的著名命题，因而轰动了北宋学术界，对于宋学形成前儒、佛向更高抽象思维领域内的渗透与融合，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了宋代学术界的这种变化，对智圆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10]。关于智圆的中庸思想，恩师漆侠先生有过详细的研究[11]。在本文中，我想从宋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演进的态势，谈谈智圆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回应，借以探讨宋代学术思想的转型与整合。
　　 在《中庸子传上》中，智圆系统地阐述了中庸思想的主要内容，儒佛两家在中庸思想上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他本人对中庸思想的理解等。《闲居编》卷一九《中庸子传上》载：
　　 中庸子，智圆名也，无外，字也。既学西圣之教，故姓则随乎师也。尝砥砺言行，以庶乎中庸，虑造次颠沛忽忘之，因以“中庸”自号，故人亦从而称之。或曰：“中庸之义，其出于儒家者流，子浮图子也，安剽窃而称之耶？”对曰：“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释乎，其共为表里乎！故夷狄之邦，周礼之道不行者，亦不闻行释氏之道也。世有限于域内者，见世籍之不书，以人情之不测，故厚诬于吾教，谓弃之可也。世有滞于释氏者，自张大于己学，往往以儒为戏，岂知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呜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或者避席曰：“儒之明中庸也，吾闻之于《中庸》篇矣；释之明中庸，未之闻也，子姑为我说之。”中庸子曰：“居，吾语汝。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12]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智圆对儒家中庸思想有很深的认识和了解，并通过两相比较，得出了儒佛两家“言异而理贯”、“共为表里”的结论。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的需要，智圆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以天台三观之道中的“中道”学说解释儒家中庸思想，认为儒家的“饰身之教”与佛家的“修心之教”，是表里结构，缺一不可。偏颇任何一方，都不能称之“中庸”，不能行教化，不能治民。在全面会通儒佛两家中庸思想的基础上，智圆批判了儒家恶佛和佛家贱儒这两种不合中庸思想的极端行为。为了解答部分僧人的疑问，智圆提出了“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的见解，从而把儒、佛两家思想在世界观和抽象思维领域内紧紧地联接了起来，为儒佛两家在哲学领域内相互沟通打下了基础。如果不是这样，便是一偏之见，非“中庸之道”。为此，智圆进一步阐发道：
　　 噫，能仁千万言说，岂逾此旨乎！去圣远，微言绝，学之者攀枝舍其根，挹流忘其源，于是乎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荡于空者，谓泯然其无得，寂然其无朕，谁为凡乎？谁为圣乎？及其失也，迷因果，混善恶，弃戒律，背礼义。胶于有者，硁然执有修，彰然著有法，凡岂即圣乎，自岂即他乎。及其失也，固物我而不可移，泥怨亲而不可解，拘缚于近教，杀丧于远理。……过犹不及也，唯中道为良[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