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声称佛学与科学“关通甚切”，建议在佛学指导下，用“科学方法”整理“人生”、“人群”、“人物”的生活方面。他认为人生的生活方面，“其根本，则在了达——人生等事实三真相而归向之，信业果报。依现时述明的心理学为基本，反向心理的本身以调治之，从动机上修十善法，使成为调治过的心理德行。从心理学说明伦理学的动机，用科学的理知调治直觉。”至于老庄、基督等教，“则须据根本的三真相，用科学方法以批评抉择之后，或破、或收而选用。鬼神之教等，则当在排斥肃清之例。”人群的生活方面，也要以这样的方法来对待。至于“人物的生活方面，则在施用现时的天文学、地质学、数量学、物理学及矿、植、农、工等，资食身命，群给人足。修十善行，厌取舍苦，以享受临到人间的福乐，而不去寻逐没有到人间的意外之幸遇。”如此便能“观玩之不尽，欣赏之不竭”，用当今时髦的话说，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太虚看来，这三个方面经过“科学方法”的整理之后，人类过去所产生的一切典章文物以及多神教、一神教等仪物，都只能成为艺术家观赏的对象，不再有实际的用处。“唯佛教的僧众——出家五众，塔像、仪制，当整理保存之，以为归向——人生等事实三真相之现事上的依托处，及为由人生初行引进人生究竟之关键。”可见，在太虚那里，科学方法仅仅是手段，崇信佛教才是最重要的。在他看来，佛法随顺科学不过是随机应变而已，任何科学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直接取心的认识方法，因为佛家的这种方法“可以一悟而通宇宙之大道”（注：太虚：《人生观的科学》。）。所以，不管太虚怎样努力使佛法与近代科学相调和，但都离不开佛法的一般原则。太虚人生观的科学化，其实也就是人生观的佛化，或者说是佛化的人生观。

　　 四、居士派佛学对科学主义的回应

　　 居士派佛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欧阳渐、韩清净、吕澂等，主要的阵地是支那内学院。其中，欧阳渐和吕澂师徒二人以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回应了近代西方科学主义，并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欧阳渐幼年酷爱读书，后博涉经史百家，并研习过天文学和数学，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34岁时在南京金陵刻经处拜访了杨文会居士，开始随杨文会研究佛法。1911年杨文会在临终前把金陵刻经处的刻、校事宜托付给他。1922年，他又与吕澂等一起创办起支那内学院，以现代教育理论与方法培养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才。终其一生，欧阳渐编校佛典千余卷，研究法相唯识、般若涅槃二十余年，著述甚多。其佛学思想是由法相唯识学入手，会通各家学说，以求把握“整体佛学”，试图为佛学理出一条红线。在20世纪的居士中，欧阳渐的佛学思想独具特色，自成一家。
　　 欧阳渐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在考察了世界上的许多宗教和哲学之后，提出了一个“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著名命题，从而达到抬高佛法、贬低其他宗教和哲学地位的目的。他认为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都是“迷信”，各种哲学都是“妄见”，都不能提供正确的信仰和真理性的知识，为此，他“求诸近代学说”并证之于佛法，终于发现“盖佛法者真能除哲学上一切邪见而与人以正见者也”。为了使更多的人都来信仰佛法，他一再宣称要人们摆脱“宗教之束缚”，“不随哲学而昏迷”，要大家都来信仰佛法。（注：欧阳渐：《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基于此，他明确提出了“结论后之研究”的方法（注：欧阳渐：《论内学研究》。），认为佛法研究，应该是结论在先，论证在后。他把佛教教义，诸如“三法印”、“四圣谛”、“十二因缘”等佛教的基本命题都看成是一种真理性的结论，不能存在丝毫的怀疑。研究者的任务仅仅是用“种种解析方法”去证明这些佛法基本命题的真理性。但是，佛法本身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内在的不协调乃至冲突之处实在不少，这成为后人理解佛教的一大障碍。因此，在学习佛法的时候，选取一定的立足点就显得异常重要。欧阳渐认为，只有唯识学才是佛法的真谛，天台、华严、禅宗等都是中国僧人所作的“相似佛法”，不是真正的“根本佛法”。基于这种认识，他为了使人们能够破执归正，转识成智，追求真理，特别提出了“佛法抉择”的重要性。《唯识抉择谈》、《唯识抉择谈演讲稿》等著作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欧阳渐看来，西方近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方法论的凸显，而法相唯识学以外的中国佛学，历来就不重视方法论的问题。禅宗的单刀直入自不待言，天台宗、华严宗等也不太重视方法论，唯有谁识学专谈方法论的学问，是惟一可以与西方近代学相抗衡并与之对话的学问，所以，他特别重视唯识学。每次讲经，他总是先讲“唯识拟择”，把方法论放在首要的地位。
　　 由于对唯识的重视，欧阳渐以印度瑜伽行派发展的历史为线索，把法相和唯识思想在法相诸论中的地位及其演变过程描述得十分清晰，并明确提出法相、唯识各有所源、各有所本，不是以前所理解的一回事，而是两种学问。不过，他的“法相唯识非一”的独创见解，除吕澂等少数嫡系外，几乎无人接受，对后世的影响也就十分有限。时至今日，佛学界一般仍然认为法相、唯识作为慈恩宗的中心思想之一，是一门学问。就其重视分析法相而言，可叫法相宗；就其主张万法唯识而言，可叫唯识宗。当然，欧阳渐对唯识的阐扬和发挥，毕竟使湮灭千年的法相唯识学再度昌明于世，其功劳在当代是无人匹敌的。
　　 吕澂早年时常随胞兄到金陵刻经处听经、购书，由此结识了欧阳渐，受到欧阳渐的常识。1918年受邀协助欧阳渐筹建支那内学院，并开始专心致力于佛教教学与研究工作，成为欧阳渐的得力助手。他一生刻苦好学，精通英、日、梵、巴、藏等多种文字，对佛教三大系均有精湛的研究，并主张把佛学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勇于创新，终于在佛学研究方面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维成果，成为20世纪继欧阳渐之后居士佛学中的佼佼者。
　　 与前辈相比，吕澂的佛学研究更为注重近代的分析方法，更富有科学理性的精神。对于老师欧阳渐提出的“结论后之研究”的方法虽然没有明确地否定，但已深刻认识到这一方法的局限性。为此，他明确提出要用近代的科学的眼光研究佛学，主张“实事求是，分析批判”（注：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的研究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就势必会对佛教的基本教义之外的某些结论进行重新研究。如果原有的事实站不着脚，结论便不得不改变。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佛典和教义的考证与辨伪方面，在探索佛教发展的规律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例如，他采用“点记说”推定释伽牟尼逝世的年代是公元前486年；对《四十二章经》加以刊定，指出此经不是最初传来的经籍，可说是《法句经》的抄本；对《楞严经》进行考证，认为它“集伪说之大成”；认定《大乘起信论》是出自中国人的手笔。所有这些考证辨伪的成果，对于中国佛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许多成果已经逐渐为一些佛学研究学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