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分析批判”的精神，不仅表现在考证辨伪上，而且也体现在吕澂对于佛教发展内在规律的探索上。他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认识到佛学思想本身具有非常复杂的性质，一是随着佛教流传的时间、地点而发生变化，二是在流传过程中随着民族、语言而译解不一，从而错讹、疏漏与思想增容在所难免。不了解佛教传译过程中的这些具体情况和变化，不掌握佛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很难搞清楚佛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因此，他认为佛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世界范围，应该把世界各国的佛教，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应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加以考察、比较，从中发现异同，纠正错讹，寻求佛教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所以他主张“运用哲学史一般的研究方法，同时注意佛学本身的特殊范畴和规律等方面。”（注：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由于他本人精通佛典流传过程中的主要文字，所以他能够利用他所掌握的广博的语言知识“冶梵、巴、汉、藏于一炉”，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疑难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在晚年撰写了《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等学术专著，基本上完成了杨文会、欧阳渐提出但他们未能实现的厘清中印佛学本源以及佛学发展内在规律的重任。同时，有了这样的背景，他对于藏传佛教、因明学说都做了一系列的厘清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就，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欧阳渐、吕澂二人在近现代所做的一系列佛学研究，成就是巨大的。他们不仅为后人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佛学思想，更主要的是他们为后人的佛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解。他们对于近代科学主义的积极回应和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对于佛学在近现代的复兴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由于居士佛学注重科学理性的精神特色，所以在以后的佛学发展中，除了为佛教的入世转向提供理论根据之外，居士派佛学更为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向学院派靠拢，更加注重理性化的研究。在当代，“人间佛教”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佛教界的共识，而就是这个“人间佛教”，也内在地包含着佛学发展的理性化倾向。对于人间佛教理性化的揭示做出重大贡献的，要算太虚的得意弟子印顺法师。
　　 由于太虚的“人生佛教”对于佛教诸神没有作过深入的分析，“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修行路线也难免会被人理解为出世入神的宗教，为了消除太虚“人生佛教”的漏洞以及佛教的神道内容，印顺法师特别重视“人间佛教”的理念，以更加彻底的理性精神破除神道，使佛教完完全全地回归人间。他在《游心尘海六十年》中曾说：“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是针对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我以为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异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可见，既不重“鬼”、“死”，也不重“天”、“神”，是印顺大师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差异所在。也可以说，印顺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是对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当然，印顺对于“人生佛教”的不满意，主要是其中所含有的“天神”的成分，而他本人基于理性的态度，是容不得任何神化的东西的。在他看来，释迦牟尼佛，不是天神，不是鬼怪，也从不假冒神子或神的使者。“佛是由人而成佛的，不过佛的断惑究竟，悲智功德一切到达无上圆满的境地而已。佛在人间时，一样的穿衣、吃饭、来去出入。”（注：印顺：《妙云集•佛在人间》。）佛是这样，菩萨更是这样，因此，印顺法师对于各种神化佛教均持理性的反对态度，对于中国传统佛教中的“念佛”（净土宗）、“念咒”（密宗）等也同样持理性的反对态度。因此，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是比较彻底的以人为中心的佛教，具有明显的理性精神。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印顺“人间佛教”的理性特征也在逐渐地与欧阳渐一系的居士佛学相接轨，佛学研究中科学化、理性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当然，在科学主义一路高歌猛进的今天，由于佛学自身的局限性，任何试图以佛学代替科学并用佛学救世的尝试都将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佛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命运，虽然有错误的左倾思潮冲击的因素，但自身的理论缺陷毕竟是其最主要的原因。佛学并不是科学的产物，千方百计地与科学套近乎，并不是佛学的特长，唯有“治心”才是佛学最拿手的。当代佛教的世俗化，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着这种倾向。

【作者简介】刘成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