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节，继续描述战事，讲的是官军从营地城头村出击。从当地实际地形地势考察，当是一路向北出击，攻下并扎营于冯卯寨，一路东向出击岩马庄并扎营于此。前引《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九记载有：“（同治二年四月）黄国瑞（即陈国瑞）……率所部步骑四千余由峄至滕，分驻冯卯、城头、九老庄。”这一节提及的城头、冯卯和岩马三个地方当时都是当地的经济的和（或）政治的核心村镇。除了岩马庄外，其他两处至今仍是乡镇政府驻地。需特别指出的是，岩马庄在文革时期由于修建了闻名全国的至今也仍然非常重要的岩马水库而声名远播，其地位在当时要远远高于其他两处，只是到了改革放活经济时期其地位才衰落，但仍是当地交通的一个中心点。
　　 这两节讲述的是官军征剿峄县和滕县交界处云谷山叛乱的军事活动。据《峄县志》，咸丰八年，捻军进入峄县境内，此后“峄之大乱于是成矣……十年庚申夏，土匪刘双印、牛闺女、膝四率贼数千，据云谷山，官军攻之不克……如是者年余，势汹汹且激变。而僧忠亲王统大兵至峄，时咸丰十年秋九月也……同治纪元，江宁贼败，而僧邸骑军剿捻山东频破之，声威震群贼。前军将陈国瑞尤以善战名……贼大困，众饥。越数月，遂弃山奔白莲池。”（注：周凤鸣修、王宝田纂《峄县志•大事记》，光绪三十年峄县义塾刻本。）据新修《滕县志》载：“1863年（同治二年）初，刘双印率领起义军从长城（今山亭区水泉乡）村突围，投奔邹、滕交界处猴子山白莲教起义军，继续与官府斗争。”（注：《滕县志》（第五编第四章战事第一节农民战争四幅军起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6页。）如此看来，此时刘双印等属于台儿庄运河“幅匪”系统，而不隶属于邹县宋继鹏的“白莲教”系统，那么本“姐妹调”以白莲教呼之只是泛称。
　　 六、七、八月这三节讲述的是山东白莲教最后的战斗，即猴子山战斗。先讲刘双印被擒，次讽叛乱者的退却，最后则描绘战斗的结果。《清史稿•陈国瑞传》记载了这次战斗：“（同治二年）五月，会攻兖州凤凰山，约副将郭宝昌、参将康锦文分路设伏，躬率小队抵白莲池，诱贼出，伏发，截贼队为二，擒悍匪刘双印。缘崖先登，诸军继之，克凤凰山，戮逆首宋继鹏等，赐黄马褂、头品顶戴。”《清史稿•僧格林沁传》也记载了这次战斗：“六月……进攻邹县。白莲池匪首宋继明屡降屡叛，拥众二万馀，恃险抗拒。令总兵陈国瑞、郭宝昌猛攻，破其山寨，败窜红山，死守经月，粮尽欲遁。令舒通额等设伏岭下，陈国瑞於山北攻上焚其寨，杀贼过半。其窜山下者，伏起并歼。擒匪首李九，获宋继明尸及其家属。留国瑞暂驻，搜缉馀匪。”《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九里的记载更详细，“（同治二年四月）十七日，匪出屯孤山，次日黎明国瑞……进击……匪败走双峰回巢……黄军……扼匪南门。五月初三日，攻其东门……匪出队近千，官军佯走，匪遂入伏中，迅起击之，禽刘双印等二十余”。（六月）十七雨夜，参将康锦文掩护陈国瑞自凤凰山寨北进入，匪西奔“厂里”和“新庄”。在屯水寨，匪败，“国瑞遣骑将孙玉殿继至，燔斫竟数十里”。“（七月）初五日，王至，径入白莲池山中督攻……诸军由云蒙山而上，守匪溃，大军乘之，匪向西北山峪夺路奔。僧营……分军截击，禽匪首凤冈、八……遂克小红山，败匪南奔灵山，分踞冈山八顶。二十三四等日，轰斩累万，山谷为赤，继鹏死乱军中，戮其尸……教匪告平。（王）仍檄……自峄山至界河沿山部索，檄沂州令文彬引兵团周巡辖地，斩获累夥，讯释难民数千，欢声四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时间上有差错，但“姐妹调”对这次战斗的描述在地点和叛乱者的逃跑方向上却惊人地精确。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官军的赞美语气。而在充满想象力地绘声绘色地描绘宋继鹏出逃情景时则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快感，并使用了最粗俗的语言来描述之。在交待战果时，则不单单夸耀官军，而是替官军隐恶了，实际上“清军攻占各山头后肆意杀戮教军及无辜山民数万人之多，山岗被血染红”，平定后“捕杀游散教军，致使一二年内周围数十个村庄渺无人烟”。（注：《邹城市志•军事》，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46页。）在这里，“姐妹调”的作者显然是和帝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而一句“这才知道有天理”更把民间世界里的帝国意识形态的痕迹暴露无疑。显然，帝国意识形态就是“天理”。
　　 九月这一节的内容不可解。似乎是说郭凤冈战前即已出逃，战后回到了家乡，并有悔意。但是实际上，前引资料已经交待说明郭凤冈与宋继鹏一道是文贤教军的重要首领，在猴子山战斗中被擒。
　　 十月至十二月三节则交待了平叛后，官军修整，当地官民对僧王及其主将陈国瑞感恩戴德，欢天喜地，犒劳官军，以及官军挥戈南下的情形。这一部分给我们展现了帝国与民众世界水乳交融的场面。
　　 在对照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姐妹调”的编写很自由，对所要说唱的事件的时间顺序的要求并不严格，只要大体上前后相依即可，竟可以把前后几年的事情都以一年的时间来编排。这说明在民间世界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帝国时间观的历史序列。正是这种相异的时间观为帝国意识形态对民间的渗透提供了场所与可能。
　　 时间对西方世界而言是客观的，不可更易的。古希腊，人们把时间当作神。这样，时间就是外在于人的，因而人无法对时间施加影响，反而要受制于时间。在哲学中，时间失去了神的外衣，成了抽象的观念。（注：［加］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0页。）它代表着永恒，存在(being)在其中得以实现(becoming)。基督教的兴起又把不可逆转的线性性质注入了时间。对基督教世界而言，时间就是从创世纪走向末日审判的过程，人在其中无所作为。（注：［德］莫尔特曼著、隗仁莲等译《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45-194页。）在我国则不然，时间是可以中断的。这就意味着时间是人为的。西汉王朝宣称自己是西周王朝的直接继承者，抹去了中间从春秋至秦王朝的几百年的时间。（注：《汉书•郊祀志》。）明成祖取得皇位后，建文帝的四年就成了洪武三十二至三十五年，（注：《（明）太祖实录》。）时间被更换了。同样是大明朝，代宗景泰帝的七年被附于复辟后的英宗的正统朝之后，（注：《（明）英宗实录》。）时间被挪移了。这几个例子表明时间是控制在人的手里的。最近兴起的以民间个（群）体为工作对象的“口述史学”的实践也向我们揭示了时间的多元性，即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时间。当向当事人询问并作笔记时，口述史学家们往往会遇到“采访”过程中的典型障碍，即当事人宣称除了采访者已经知道的事情外，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注：［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值得”二字。这两个字表明存在着一种判断，即当他们记忆那些值得记忆的事件时，有些事件不是事件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是不可能记忆全部事情的，而是有选择地记忆某些事情。为了记住，记忆必须忘却和过滤。群体的集体记忆也是这样。这意味着时间是由事件，确切地说是由经过作为主体的人选择了的事件组成的。也就是说，时间源于事件。或者也可以说，时间就是事件。这为我国的家谱研究所证明。（注：王东《中国史传的编修理论与实践——兼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差异》，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徐建华《中国的家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3页。）在家谱中，家族的历史往往会溯源到某个“大事件”。比如，本家族第一个居住于此地的人是始祖。在这里，家族的时间源于定居事件。比如，始祖也往往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个“大人物”（其标志多是政治性的，往往是获得帝国的功名）。在这里，时间源于值得炫耀的事件。由于民间时间是由事件组成的，那么时间就具有了随意性和循环性。随意性源于事件的不定性。能够被人们选择用来标记时间的事件必然是人们可以认识的事件，对农业社会的先民来说选择农作物的种植与收获（或与此紧密相关的天文现象的发生）作为时间的标志事件是再自然不过了。由于这些标志事件是循环的，时间因而具有了循环性也就不奇怪了。这些事件太平常太固定了，时间因而渐渐虚无化，先民也就没有了时间观念，只是机械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