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慈法王(1354—1439年),本名释迦也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高足弟子,是元、明时期西藏地方政教历史上杰出人物之一。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作为宗喀巴的近侍弟子,他跟随师尊参与了格鲁派创建前后一系列的宗教与社会活动,而且亲自主持修建了格鲁派第三大寺院色拉寺;作为一个格鲁派僧人,他勤学苦修,不仅精通格鲁派显教经典义理,更是擅长格鲁派的密法仪轨;作为一个应诏入朝的藏传佛教高僧,他谨遵师命,不辱使命,两番入朝,永乐朝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德朝晋封“大慈法王”,对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做出了特别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一个最早来内地的格鲁派高僧,他恪尽僧人本分,随处教化,在南京、北京、五台山及青海、甘肃等地区都留下了他弘法传教的印迹,为格鲁派在西藏以外地区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客观上也是对藏汉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流、藏汉民族的团结友谊做出贡献。
一、宣宗皇帝遣使致书礼请释迦也失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第二次入朝经青海、甘肃抵五台山,在五台山驻锡传教约五年时间,其后应明宣宗皇帝邀请,前来北京,受到朝廷封赏礼遇。《清凉山志》中记载了宣宗皇帝于宣德二年(1427年)夏写给释迦也失的一封信函。内容如下:
“朕惟佛氏,道体冲玄,德用神妙,厥大无外,厥高无等。历代人主,罔不崇信。朕恭应天命,主宰华夷,体祖宗一视同仁之心,隆佛氏慈悲不二之教。追惟皇祖太宗文皇帝,皇考仁亲昭皇帝,鞠育深恩,如天罔极。欲举荐扬之典,一念之诚,夙夜倦切。惟大师功行高洁,定慧圆明,朕切慕之。特遣太监侯显,赍书礼请,冀飞锡前来,敷扬宝范,广阐能仁,以副朕诚。朕不胜瞻望之至。”[1]
从宣德皇帝这封信文,我们似乎又见到了那种御前大臣代笔的诏敕公文的文风,与成祖信函的平易体贴、缱绻情怀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它表达的是另外一种信息,这就是刚刚即位的宣宗皇帝仍会按照先祖特别是太宗(即成祖)皇帝的既定政策去做,仍然会一如既往地礼遇藏传佛教高僧,这是维护包括广大藏蒙地区在内的边疆地区安定团结的客观需要,是将先祖皇帝创下的这份“家业”继续维持并发展下去的客观需要。而代表格鲁派的高僧释迦也失不仅与永乐皇帝有多年的亲密联系,而且在五台山及甘青地区有重大影响,宣德朝若继续永乐朝的治藏政策,优礼藏传佛教高僧,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释迦也失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宣德皇帝果断迎请释迦也失来北京。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释迦也失在北京居留期间所从事的宗教活动及影响等。
二、释迦也失驻锡大慈恩寺
释迦也失应宣宗皇帝邀请前来北京,关于来京的时间,由于找不到明确记载,一般只言宣德九年(1434年)入朝而已。笔者根据汉藏文献零星记载,认为释迦也失来京时间大抵在宣德四年至宣德六年之间。如果说释迦也失圆寂时间是在正统四年(1439年),那么,他在北京驻留大约有八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
释迦也失来北京后住在什么地方,一般都认为他驻锡于法渊寺,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日本学者佐藤长先生,见其所著《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1962年),根据是桥本所译妙舟《蒙古佛教史》中将藏文“a yan si”对译为“法渊寺”。[2]笔者考证这一对音应为“华严寺”,即五台山“显通寺”,此寺原名“花园寺”,所以认为佐藤长氏的说法有误,仅凭尚搞不清是否准确的对音就认定释迦也失住在北京法渊寺的结论实在缺少依据。但几十年来,人们对此未再深究,每言及大慈法王于宣德九年入朝,就会提到法渊寺,几成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