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北京东城沙滩（五四大街）北有嵩祝寺街，即为原嵩祝寺遗址。嵩祝寺建于清康熙年间，嵩祝寺东面即为法渊寺，西面是智珠寺，以嵩祝寺规模为最大。
　　 清代于敏中《日下旧闻考》（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对三寺情况有所介绍：“明番经厂、汉经厂今为嵩祝、法渊、智珠三寺。考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钟一，铸番经厂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铸汉经厂字。又法渊寺有张居正撰番经厂碑记云，番经厂与汉经厂并列，是可据也。”[3]而且，于敏中书中又引朱彝尊《日下旧闻》（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中原文：“……番经厂，念习西方梵呗经。凡有佛事，本厂内官易番僧帽，衣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日或三昼夜。汉经厂念习释家诸品经，僧伽帽，袈裟，缁色衣，与僧人同，惟不剃发耳。佛事毕仍易内臣服色。”
　　 这些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直至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撰《日下旧闻》时，邻近内府库的番汉经厂依然如故，大约百年之后，于敏中等奉钦命作《日下旧闻考》时才补注，往日的番汉经厂于今已变成了三座寺院。当然，寺院中的僧人也是专职的了，不再是一会儿僧衣一会儿官服的内官了。
　　 不用再著一字，可以断定，释迦也失在北京期间绝不可能驻锡法渊寺，那时还没有法渊寺，他也不可能住在番经厂。
　　 明朝初年，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近二十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大慈恩寺、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仁寺及大护国保安寺。在这四所寺院中，释迦也失最有可能驻锡的是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位于北京什刹海西北，在明代嘉靖初年毁于火灾。据《宸垣识略》、《日下旧闻考》等文献记载，该寺为金、元古寺，寺名多次改易，诸如“庆寿寺”、“双塔寺”等。明初时为“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改名大慈恩寺。[3]
　　 大慈恩寺在毁于火灾之前一直是明代西藏僧人居京修持之重地，号“第一丛林”，皇帝亦曾“临幸”。[4]只可惜一朝毁于火灾，没有留下更重要的文物资料，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找到一些零星的内容。
　　 言及释迦也失与大慈恩寺的关系，笔者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1.大慈恩寺于宣德四年重建，并敕改寺名。在时间上与宣德初年诏释迦也失入京时间相吻合，后宣德九年释迦也失被加封为“大慈法王”，也似与“大慈恩寺”相照应。
　　 2.大慈恩寺在宣德、正统年间位列京城藏传佛教寺院之首位，其首位之序应来自其驻锡僧人之地位。释迦也失是京城藏僧中地位最崇者，就是以后也未再出现可以与其相提并论者。
　　 从《明实录》中也可找到一些佐证，如明正统元年朝廷议减在京诸寺番僧时，有记载：“减在京诸寺番僧。先是，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都纲、曰剌麻，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上即位之初，敕凡事皆从减省。礼部尚书胡潆等议：‘已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命正统元年再奏。至是潆等备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者四百五十人以闻。上命大慈法王、西天佛子二等不动，其余愿回者听，不愿回者，其酒馔廪饩令光禄寺定数与之。”[5]
　　 从上述材料分析，京城诸番僧共有七个等级，除大慈法王外，其他都是对某一级别的称谓，而列于首位的大慈法王历史上并无第二人，也从不用作某种高级藏僧的泛称，就是释迦也失，大慈恩寺列京城藏庙首位，由此认定释迦也失居于大慈恩寺顺理成章。
　　 3.释迦也失去世之后，其大弟子阿木噶也一直驻锡于大慈恩寺。成化年间大慈恩寺住持札实巴（bkra shis pa）与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的特殊关系也可提供一些佐证。
　　 札实巴是明宪宗时期最受优礼的藏族僧人。《明实录》记载，成化四年（1468）“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实巴奏：‘乞以宛平县平民十户为佃户，并静海县树深庄地一段为常住田。’诏许之，不为例”。[6]其后不久，又被加封为“崇化大应法王”。[7]大应法王札实巴曾于成化九年呈奏朝廷：“陕西弘化寺乃至善大慈法王塔院，岁久损坏，乞敕镇守等官修筑城堡，如瞿昙寺制。”得到朝廷的批准。
　　 札实巴之所以得知远在青海（明时青海地区属陕西布政司，奏章因言陕西弘化寺）的弘化寺大慈法王塔院损坏，是因此前，大慈恩寺灌顶国师端竹也失去河州办公务时去弘化寺查看过，回来后禀告大应法王。
　　 至成化十年，大应法王札实巴圆寂，皇帝隆旨按大慈法王之例葬之。《明实录》成化十年三月庚子条云：“初，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例葬之，中官遂请造寺建塔。工部言，‘大慈法王惟建塔未尝造寺，况今岁歉民贫，寺费难给，宜惟建塔’，上是其言，命拨官军四千供役”。[7]
　　 从上述内容可知大慈法王与大慈恩寺是有直接关系的，先有灌顶国师去青海弘化寺查看大慈法王塔院保护情况，再有大应法王札实巴奏请朝廷采取保护措施，而后大应法王去世后又援大慈法王之例安葬，这些应不是偶然巧合。联系前面的二条理由，笔者认为释迦也失在京寓所即是大慈恩寺。

　　 　　　　三、释迦也失在北京期间主要的宗教活动

　　 藏传佛教对北京地区的影响由来已久。在元代，由于蒙古王室崇信藏传佛教，不仅任用藏族僧人为帝师及宣政院高级官吏，也同时招徕乌思藏特别是萨迦派僧人长驻京都。据不完全统计，元朝皇室及贵族所建藏传佛教寺院有十余所，其中主要有：大护国仁国寺、大圣万安寺、兴教寺、大崇国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崇恩福元寺、大永安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天源延大寿寺、大永福寺等。从朝廷到民间，经常举办各种藏传佛教法事活动，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自永乐朝迁都北京后，明朝所实行的“多封众建”政策更使从藏区来京城的喇嘛僧人日益增加。《明实录》记载礼部尚书胡潆奏请朝廷裁减番僧，从宣德十年至正统元年就裁减了一千余人之多，最保守的估计，释迦也失在北京时，京城藏僧数量不减二千人。如此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及喇嘛僧人，构成了明代京城文化内容的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某些仪轨习俗也逐渐在宫廷内乃至民间流传、渗透。
　　 据明人笔记记载：当时宫中英华殿、隆德殿、钦安殿都供奉藏传佛教佛像。由近侍司掌灯烛香火，万寿圣节及正旦、中元日于番汉经厂内悬幡设帐以“做好事”外，还要在隆德殿内“跳步吒”。[8]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等高级藏僧也会被经常召入宫中，传授皇帝以“密法”，他们口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他们出入寺院坐棕轿，朝廷派锦衣卫队执仪仗前导，达官贵人在街上遇见，莫敢不避路，宦官们见了一律行跪拜之礼。他们不仅能得到朝廷经常性的赏赐，而且每日膳食费用均由光禄寺支付，供养藏僧是朝廷每年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