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恰白•次旦平措等编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也是按这一说法叙述的：
　　 “此后，大慈法王又受到明朝永乐皇帝的邀请，因此他在任命宗喀巴大师的亲传弟子曲杰达吉桑波担任色拉寺的法台后，于公元1424年即藏历第七饶迥木龙年前往内地。当大慈法王抵达京城皇宫的附近时，永乐皇帝去世了。永乐皇帝的儿子宣德皇帝比其父亲更加礼敬大慈法王。大慈法王又在内地居住12年建立事业后，他安排自己的侍从聂塘巴国师阿木噶和曲杰索南喜饶二人作皇帝的上师，他自己动身返回西藏，在途中走到卓莫喀（意为犏牛城，在今青海省民和县境内的转导乡）地方圆寂，当时是他82岁的公元1435年即藏历第七饶迥木兔年的十月二十二日。大慈法王圆寂后，由许多善知识大德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超荐法事。在被称为‘厂房’的地方，由国师贝丹巴为首的许多善知识大德和大臣、官员、军官等，聚集僧俗人众，火化了他的遗体，在当地为他修建了安放遗骨的灵塔，大慈法王的亲传弟子释迦楚臣还在当地兴建了一座寺院（该寺汉文称宏化寺）。[14]
　　 这段文字中将明宣宗皇帝误记为明成祖之子，一些藏文史籍在涉及汉地皇统世系时常有舛误。
　　 关于大慈法王示寂之具体日期，《大慈法王传》中为木兔年的十月二十四日，这一日期在藏文资料中是没有分歧的。上述《藏族通史——松石宝串》中十月二十二日的说法应该是笔误或系翻译印刷时出现的错误。因为直至现在，整个藏族地区，每年十月二十四日即宗喀巴大师忌辰（十月二十五日）“五供节”的前一晚上要举行“四供节”的活动，就是纪念这位为藏汉民族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的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2.宣德十年在北京示寂，灵骨运抵卓莫喀安葬说。
　　 比起前一种说法，关于此种说法的记载少得多，主要见载于《安多政教史》，该书引《黄琉璃论》中所言：“法王赴内地的途中，曾预言若在这里（指卓莫喀——笔者注）修建寺院十分吉祥。当在内地迁转佛土，遗骨运回西藏时，马车在此陷入泥沼之中，无法前行。于是忆起往日的授记，永乐（应为宣宗或英宗——笔者注）皇帝乃在此修建了一座城池，兴建了灵塔等许多依止物。留大弟子森格桑波（sang ge bzang po）在此住持。”[15]
　　 另外，该书又援引一位名叫圣•噶登嘉措的话：“大慈法王享年八十二岁，木兔年（公元1435年，明宣德十年，乙卯）十月二十四日圆寂。遵循皇帝旨意，由曲结索南喜饶（bsod names shes rab）、曲结森格桑波两人将灵骨塔迎至犏牛城，建造了神圣的佛殿供养。接着修建了比丘伽蓝，至今昌盛不衰。”[15]
　　 3.于正统四年寂于北京说。
　　 这种说法更少，连《安多政教史》也都没提到。这种说法详见于《循化厅志》，《河州志》及《厅卷》等方志中亦有相应记载。兹录《循化厅志》中援引《厅卷》相关记载如下：
　　 “雍正四年鸿化显庆二寺世袭国师张洛住坚错呈：明永乐十二年差太监侯显诣乌思藏请大慈法王，路由河州，其从张星吉藏卜跟随入京。正统四年法王圆寂，敕建渗金铜塔，藏其佛骨。七年奉敕河州建寺赐名鸿化，随给附近之高山穷谷永作香火之需，高官僧五十五名。其星吉藏卜之徒裔世给国师、禅师之职。”
　　 《循化厅志》对上述记载又做解释，按语言：“正统元年，礼官奏汰番僧，命大慈法王如故，史不言其所终，盖座于京师如《厅卷》所言。”（注：《循化厅志•原循化厅寺院》，转引自谢佐等著《青海的寺院》附录三，青海省文物管理处印，1986年，第151-152页。原文标点错误较多，所引文字系笔者重新标点。）
　　 对于上述几种说法，笔者无法回避，也不应做简单的并存了事。笔者以为《循化厅志》中关于正统四年大慈法王在北京圆寂的说法更为可信。其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关于时间问题。笔者曾在上文提到，正统元年（1436年）五月，朝臣曾议裁减在京番僧事，历数在京藏僧有七等级，其首位便是大慈法王，礼部尚书胡潆奏请再减慈恩、隆善、能仁、宝庆等寺院藏僧四百五十人，英宗降旨：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师还按原来待遇，其他人去留听便，继续留住者，光禄寺将限量供应他们的膳食费用。如果说大慈法王已于一年前返归乌思藏并已在途中示寂，与《明实录》中这条记载的矛盾无由解释。当然正史记载也有错误不实之处，特别是在记载民族地区或外蕃历史时，这种情况更会多些。但在记载朝中大事时，虽常有因故回避讳饰缺漏问题，一般不会出现与事实完全相违的重大错误。大慈法王就住于北京，他辞归之事也许会漏记，但不会已经离开了或去世了还完全不知道或假做不知，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上文中提及的大慈法王助缘修建法海寺事，法海寺也是在正统四年动工，助缘事是在正统初年开始运作，《法海寺碑记》助缘名单上明确将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列在首位，虽然也可以将此事解释为其大弟子阿木噶代师助缘，但不是更缺乏根据么？
　　 关于地点问题。笔者注意到了藏文材料记载关于释迦也失圆寂地点的分歧，一般说来，西藏地方多持返藏途中寂于卓莫喀，而安多方面则持在京圆寂，奉皇帝旨意在卓莫喀地方建寺安葬。
　　 笔者在《安多政教史》中还看到了一种很特别的记载，其内容大意是一位出生于清雍正年间名叫强巴格勒坚参（byams pa dge legs rgyal mtshan）的安多高僧，此人曾在拉萨色拉寺求学并考取第一等级拉然巴格西，在其年长后将堪布职位让与弟子，自己以一遁世者身份云游安多各地静修圣迹。当其弟子前来看望他并希望他回原来寺院转世时，他说道，色拉寺的喇嘛死在内地，因没有自由，不再转世；如果有自由，更是不再转世，不会再来到这个动乱的世间。[15]这位高僧所说的“色拉寺喇嘛”就是指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从这些记载我们知道，一位藏传佛教高僧在什么地方圆寂，还是关乎转世的大事。而在安多地区，大慈法王寂于北京已是不争之事实。
　　 释迦也失的生平事迹牵涉广泛，各种藏汉材料记载既有欠详细，又多有相互矛盾之处。但笔者以为对于各种记载的判断还是有一个大体上的原则，其在西藏本土时的历史大多以格鲁派教法史及大慈法王传为主；其在内地活动及入朝受封入贡等史事应以正史记载为主，辅以藏文史传材料为参考佐证；其在五台山、青海等地情况则应以地方史志记载更可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