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中期阳明学派的创始人，是明代最重要的理学家，其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进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王守仁的教育思想受佛学的影响较大，探讨佛学对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影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实质，了解佛学对于中国儒学教育思想的发展所起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现实意义。

　　 　　一、王守仁学术与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与佛学的关系

　　 黄宗羲在《明儒学家》中对王守仁教育与学术思想历程的总结是：“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对于王守仁的思想的发展过程，王守仁弟子的认识并非完全一致，在当今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但上述《明儒学案》所述简单明了，大致不错。
　　 王守仁早年涉猎甚广，兴趣广泛，湛甘泉为王守仁所作墓誌铭中称其“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于圣贤之学”（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记》。），但这“五习”并非依次展开，而是几乎为王守仁同时所好。（注：参见秦家懿：《王阳明》，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在这五习之中，最重要的是辞章与佛氏两习，而这两习之间，还有一个“为宋儒格物之学”的重要环节。客观地讲，从青少年时期起，在家庭及其所处社会的儒学文化环境的薰染下，王守仁向慕圣学之心始终未变。他在少年时便讲：“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当读书学圣贤耳”（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十八岁迎娶诸氏，途中谒见娄谅，娄谅与“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学可至，遂深契之”（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王阳明在以后的几年中，也一直在实践着娄谅指示的宋儒格物之学，甚至在泛滥辞章与释老二氏的同时，仍按朱子循序致精的方法谋求通过读书达到“物理”与“吾心”的合一，在丙寅年（1506年）与湛甘泉定交于京师后，遂归本于濂洛身心之学，但直到龙场顿悟终于了悟圣门格物致知之宗旨，才立下了自己“致良知”之学问大旨，终生未变，晚年只不过所操益熟、所得益化而己。由此我们可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其一，王守仁一生未抛弃儒学。辞章之学、朱子之学与二氏（释老）之学，只是王守仁企图通过它们实现自己儒学梦想而终未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王守仁自称：“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 ，茫无可入，因求之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然有悟。”（注：《王阳明全集》卷三，《朱子晚年定论》。）词章之学的弊端自不必说，宋儒（主要是朱子理在万物和循序格物的思想）由于析心与理为二，亦未能使王守仁感到精神的提升而徒有圣学“茫无可入”之感，而对佛老之学的潜心与沉溺虽暂时使王守仁克服了宋儒“析心与理为二”的毛病而专注于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但佛老之学与现实社会生活隔绝的显明特征使其与传统儒家教育入世的精神格格不入，恪守儒家“修齐治平”原则的王守仁当然不会最终归心于此，龙场之悟后揭“致良知”之教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其二，王守仁学术与教育思想演变过程，对王守仁的思想尤其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来讲更多的是积极意义而非消极意义，它使王守仁能够取各家之长，避各家之短。对于辞章之学，王守仁着重强调其负面影响，对其痛加针贬，认为“后儒之没溺辞章，雕镂文字，以希世盗名，虽贤知有所不免”，（注：《王阳明全集》卷六，《寄邹谦之》。）批评当世学者，业词章，习训诂，探赜索隐，弊精极力，勤苦终身而一无所获，“非所以深造以道也，则亦外物而己耳，宁有所谓自得逢原者哉！”（注：《王阳明全集》卷七，《自得斋说》。）阳明后学绝少有溺于辞章者，与王守仁对辞章之学的批判是分不开的。对于宋儒尤其是朱子读书格物之说，王守仁在认同其为儒学教育的前提下，更为强调对其流弊的反拔，他讲：“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注：《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在他看来，析“心”与“理”为二的做法不仅使人出现内外相背、言行不一的现象，而且易使人舍本求末，纷纷讲说于外而不关向内之事，囿于枝叶而驰骛于外，无疑背离了儒家的精神，最终造成“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弊”（注：《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的境况。应该说，王守仁对宋儒尤其是朱子读书格物之学流弊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佛老特别是禅宗的心、性之说的影响有关，也正是在对佛老之学长期的钻研中，王守仁看到了它们与心学的沟通之处，即本心自足，尽心内求，并以此作为反拔宋儒心外求理之弊的思想前提。他讲：
　　 圣人既没，心学晦而人伪行，功利、训诂、记诵辞章之徒纷沓而起，支离决裂，岁盛日新，各是其非，人心日炽而不复知有道心之微。间有觉知其纰缪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则又哄然指为禅学而群訾之。（注：《王阳明全集》卷七，《重修山阴县学记》。）
　　 结合下文王守仁对禅学与心学同求尽心的表述，我们便可确知心学之所以被“哄然指为禅学而群訾之”，正是由于王守仁企图借用禅学心性修养论订正儒学教育之流弊而又不被认同的必然结果。当然，对禅学心性修养论的借用是建立在对其流弊的洞察之上的。不管受佛学影响多大，王守仁始终没有丢掉儒家的入世情怀，始终清醒地以儒学“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性原则与佛学出世之教划疆判界。《传习录上》载王守仁对其弟子肖惠好佛老之学的批评：
　　 肖惠好仙释，先生警之曰：“吾自幼笃专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注：《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