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摈弃了印度佛教对禅的繁琐说法，破除了印度佛教禅定中一整套繁杂的修行方式与文字描述，倡导明心见性、当下即悟，否定并破执语言文字在禅定中的作用。慧能讲：
　　 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
　　 应该说，慧能对语言文字的破执，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禅宗，后来禅宗甚至出现了“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和“十经五论是系驴橛，八十卷《华严经》是草部头”等说法，大肆否定语言文字。但禅宗对语言文字并非是完全否定的，准确地讲，他们否定的是执着语言文字求解的态度而非语言文字本身。在禅宗看来，万法本于自心，应从自身中顿现真如本性，不能依靠解读经典和善知识启示，但语言文字在描述佛境、表证本心和传达教旨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为工具与媒介的作用，慧能讲：
　　 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迷人问于智者，智人与愚人说法，今彼愚者悟解心解；迷人若悟解心开，与大智人无别。（注：《坛经》。）
　　 不能自悟，须得善知识示道见性。（注：《坛经》。）
　　 王守仁与禅宗的一致之处不仅在于对语言文字既有所否定又有所肯定，更重要的是在于两者都认为语言文字的运用必须以“心”（本心、自心自性）为依据、以明心见性为目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语言文字本为“心”所有，在禅宗，“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注：《坛经》。）在王守仁，“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注：《王阳明全集》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在禅宗，所谓“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注：《坛经》。）在王守仁则讲“若只是牵文泥句，比拟仿象，则所谓心从法华转，非是转华法”，（注：《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而禅宗对王守仁的影响则是十分明显的了。
　　 除此之外，王守仁的直觉顿悟说等也同佛学尤其是禅宗思想分不开，学者论述已多，兹不复赘。完全可以说，佛学对王守仁教育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是王守仁教育思想得以产生和完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

　　 　　三、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儒学属性辨析

　　 在宋明理学教育家中，王守仁是受佛学影响较深的一个。但王守仁教育思想仍属儒家，它既是在佛（道）思想刺激下向先秦儒学教育思想的回归，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先秦儒学教育思想的超越，对此前文已有所述，在此略作补充说明。
　　 其一，佛学尤其是禅宗思想是王守仁不断追求超越的学术与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自身是被超越了的，并非王守仁最后所执之一定之说。
　　 其二，虽然佛学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王守仁对传统儒家教育内容则是恪守不变的。
　　 其三，就王守仁之“良知”与佛学“真如”相较而言，“良知”无非是本体化的封建道德规范、道德情感，而“真如”则是佛教中表示最高真理的概念，是缘起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不变的本质，也是凡夫俗子能够成佛的内在根据，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牟宗三认为，王守仁之“良知”“不只是个光板的镜照之心，而且因其真诚恻怛而是有道德内容者，此即阳明终属儒家而不同于佛老者”（注：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218页。），这是有道理的。 明代著名佛学大师祩宏曾驳斥那种视“良知”为“真如”的观点，颇为中肯，他讲：
　　 “良知”二字本出子舆氏，今以三支格之，良知为宗，不虑而知为因，孩提之童无不知爱亲敬长为喻，则知良者美也，自然知之而非造作者也，而所和爱敬涉妄已久，岂真常寂照之谓哉？“真”之与“良”因当有辨。（注：《竹窗随笔•良知》。）
　　 其四，王守仁教育思想受佛学尤其是神宗思想影响最深也最受非议的地方之一就是他对佛学“无”的生存境界的吸收，因而有“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表述和对顿悟的偏爱。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王守仁的顿悟说并不是指一超直入，一悟了事，而是要和时时的事上磨烁、体察结合起来，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并非禅宗所谓一悟众生即佛，而且，对于王守仁来说，循序渐进之法不可废弃。另外，我们也不难发现，王守仁对佛学“无”的生存境界的吸收是完全站在儒家“有”的立场之上。在王守仁和钱德洪、王畿具有定论和结论意义的严滩问答中，王守仁明确提出了“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注：《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明显表现出以有为体，以无为用的精神，使有与无、有心与无心，在儒家的立场上得到统一的思想更加明确”。（注：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70页。）正由于如此，在王守仁看来，儒之无善无恶与佛之无善无恶便不同。
　　 “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注：《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儒家之无善无恶实与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境界相谐，而佛之无善无恶，便是彻上彻下的了，两者之间确乎有所不同，而王守仁从无善无恶上来分判佛儒，并非出于娇情妄饰，装满门面，而是显示了其与佛家立场的根本不同。
　　 王守仁能够在儒道佛多元文化既对立又融合的历史背景中不拘于门户之见，积极吸收佛学思想以克服儒学教育思想的流弊。其受佛学影响而提出的自得说和对语言文字的一定程度的否定，对于我们在当今教育实践中提高学生的主体性、反对死记硬背和机械灌输等有一定的启发；其“知行合一”的思想和“无”的境界论对于克服当今道德教育中出现的言行不一和功利主义的泛滥等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