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时间由事件组成，那么时间也就是分裂的，即时间与某个群体有关。这样，时间也就是地域性的时间，时间成了某地的时间。地方愈平静，即没有值得记忆的事件发生，时间的虚无性就愈厉害。时间也就静止了，静止为一种机械循环，无声无息，不为人察。此时，本地突然的大事件必然会给这个地区和这个地区的人们刻下深深的记忆。这种记忆可以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至一个新的（但不必更大的）事件发生。本“姐妹调”所反映的山东“白莲教”叛乱事件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那些年龄稍大的人们，比如笔者的父辈这代人仍然能够津津乐道之。（注：今天，电力的应用和电视媒介的普及，已经使得人们没有机会和兴趣茶余饭后聚于街头巷尾闲聊了。随着人们交流的减少，民间记忆也在慢慢消失，从而渐渐地被国家记忆所取代。这表现为人们的话题日渐“宏大化”，人们谈论最多的内容不再是东家的长或西家的短，而是“伊拉克战争”和“非典传播”等等这些“遥远”的事情。）有时，大事件之间也并不必然是相互排斥的，一个事件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事件被取代从而从人们的记忆中消亡，它们更有可能的是相互融合。本“姐妹调”所反映的这次叛乱事件就和后来民国时期为祸当地至烈的山东大土匪“刘黑七”　（刘桂棠（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里有其传记，列举了他的斑斑恶迹。））的恶劣行径相提并论。这说明民间记忆里的事件是具有模糊性的。如此一来，时间也就具有了模糊性。这与帝国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述口述史学家所遇到的典型障碍，证明了这两种时间之间的相异性的存在。当口述史学家试图引导被采访者按照一种编年史的形式进行叙述时，被采访者的“空心化”会更明显。这是因为当口述史学家试图引导被采访者按照先后顺序排列自己的经历时，口述史学家实际上把源于统治群体的线性时间观强加给了被采访者，从而对被采访者的生活经历进行了调整（虽然是无意地）。（注：［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统治群体是有权势(power)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将来，因为他们能够预见自己决定的后果。将来可以掌握，也就意味着过去也是被掌握了的，所以他们的时间是一贯的（这种一贯性偶尔会也出现缺失，比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但是时间并没有断裂）。伴随着强大的帝国权势，帝国的时间观也就必然是强势的。这样，民间世界选择用以建构自己时间的地方事件也就往往是那些能够纳入帝国时间视域的事件。结果，民间时间与帝国时间合流了。本文“姐妹调”所反映的这次“白莲教”叛乱就惊动了朝廷。朝廷动用了帝国晚期最强悍的僧王军队。民间对这次叛乱的经历也就上升为帝国的经历。
　　 民间与帝国的合二为一导致帝国意识形态对民间的渗透，民间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姐妹调”在不知不觉间也成了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传播到各地，从而避免了大量文盲的存在对国家意识形态接受的限制。作为一种在民间广为传唱的小曲儿，讨饭者走到哪里，曲子也就传播到哪里，其所内涵的帝国的东西也就会渗透到哪里。毕竟承载了对朝廷的致意，创作者创作了它也就意味着自己是帝国意识形态的同谋，传唱者既然愿意传唱也就意味着他们认同其中的献媚，而听者也会在不经意中被帝国的意志抓住。在用词上“姐妹调”和官方是一致的。“毛儿”、“毛子”和“贼儿”这样的用语与官方文献里的“贼”和“匪”充满着同样的蔑视和对立。作为指称性的这些词本身是判断词，包含着使用者对被指称事物的情感、态度和立场，因而民间使用这些来自上层世界的蔑视性的称呼来称呼叛乱者就意味着自己已经接受并认同了上层世界对叛乱者的立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由概念组成的，接受这些概念就意味着接受了它们所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概念所具有的判断性意味着对意义的认定。意义的认定是通过“贴标签”实现的。在正史（注：广义上的“正史”，即一切官方的历史性质的文献记录，包括不计其数的具有官方背景的各种地方志。）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的名词性的指称词（在意义上，它们具有相互确认的相对性），例如“忠烈传”、“烈士传”、“死难传”、“列女传”、“奸佞传”、“贰臣传”、“叛逆传”、“循吏传”和“酷吏传”等等。这些“标签”把人与事进行了划分和归类。“忠烈”、“烈士”和“死难”认定的是效忠帝国者。“列女”肯定表彰的是有利于帝国思想意识形态的行为。“贰臣”与“奸佞”则表露了帝国统治者对奴才的主子心态。至于“叛逆”更是一种最“高级”的宣判，列入此者的是绝对不可赦免的“十恶”中的首恶，即叛乱，直接威胁帝国统治的人事。通过“贴标签”，帝国下的一切都具有了身份，而且身份只有两种——（对帝国的）“忠”和（有损于帝国的）“奸”。这是绝对的二元对立，没有中间项。（正史里的“书”“志”等反映典制经籍的部分似乎是中性的。但实际上它们仍然隐含了“好”与“坏”，即是否有利于帝国的统治的判定。）你要么加入效忠于帝国的行列，成为“好人”，要么就是“乱臣贼子”，非匪即盗，非叛即逆，“杀无赦”。历史就这样被过滤了，只剩下了“好”和“坏”。而且“坏”，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强调“好”的存在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坏的”也成了“好的”，因为它的存在有利于帝国。通过排除一切不利于帝国的意义的存在，历史的意义域得以确定并自我封闭。在这个意义域里，它内部的一切是自我证明的，或者说根本就毋需证明，帝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天理”，此外无他。就这样，帝国牢牢地罩住了帝国境内的一切。
　　 帝国的空间竟然如此狭小，它留给民间世界的只有两种选择。显然，绝大多数的人们选择的是效忠于帝国，做一个“好人”。无庸讳言，这种选择有帝国强力(force)的一面，但更大程度上是帝国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使人们自觉选择的结果。帝国对民间进行渗透与改换的起点与终点恰恰就是帝国对世间人事物进行指称的名词概念向民间的灌输和民间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正是这样，随着民众使用“贼”一类的字眼来称呼叛乱者，自己就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了帝国的一边来与叛乱者作战了，如此一来，民众实际上就在实践着王朝所要求于他们的“忠”、“仁”、“义”等帝国的意识形态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帝国与民间又相遇了，并结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叛乱者是渣滓，必须加以排除。在这个共同体里，叛乱者是病态，是偶尔的意外，而上下一体共荣才是正常，才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