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在言及佛学思想对乃师影响时，有过一段极为精辟的概括：“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以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其为学也，即心是佛，无得无证，以故不歆净土，不畏地狱。非惟不畏也，又常住地狱。非惟常住也，又常乐地狱。所谓历无量劫，行菩萨行是也。以故日日以救国救民为事，以为舍此外更无佛法。……每遇横逆困苦之境，辄自提醒曰：吾发愿固当如是。……吾但当愍众生之未觉，吾但当求法力之精进，吾何为瞋恚，吾何为退转。以此自课，神明俱泰，勇猛益加。先生之修养，实在于是，先生之受用，实在于是。”（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70页。）

　　 　　二

　　 梁启超的学佛经历与学佛所得与乃师康有为有几分相似，或者可以这样说，戊戌时期的梁启超，其学养所及和学问根柢，都还在康有为的笼罩之下，佛学思想自然也包括在内。
　　 梁启超在聆受康有为陆王心学、史学及西学的同时，亦听取有关佛学及康独创的大同学的宣讲。其时，他与同学陈千秋等“相与治周秦诸子及佛典”（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1页。），“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对康的“大同学”，“有所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注：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选集》第376页。）。
　　 与朋辈的砥砺切蹉，是梁启超的佛学素养得以提高的重要形式。1895年，梁启超入京会试，参与公车上书。在奔走国事之余，与谭嗣同、夏曾佑、吴季清等人相识，他们“喜谈龚魏之学，亦涉猎佛教经论”（注：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文酒之会不辍，更喜读佛学”（注：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谭在与梁相识之前，亦“不知有佛”，是通过梁启超的介绍和引导，才“大服”，此后“日夜冥搜孔佛之书”（注：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9页。）。谭学佛后，撰成《仁学》，每成一篇，谭梁二人“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注：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选集》第377页。）。1896年12月，梁启超在致夏曾佑的信中谈及学佛情形时说：“超自夏间闻君说法，复次雁舟（吴嘉瑞）演述成风，颇发大心，异于曩日，亦依君说，略集经论。若为贼缚，无从解脱。贼念发时，悼君穷逼，善念发时，羡君自在。想自根浅，宿业未尽，故此今世，为佛所弃。唯别以来，颇守戒律，鬼神之运，久致太平。”（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页。）次年三月，又在致夏的信中说：“启超近读经，渐渐能解（原注：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大为人事所累，终久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日来益有堕落之惧，……既不能断外境，则当择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5页。），可见其刻苦自励之深切。
　　 不过，戊戌时期梁启超言佛仍未能脱离乃师康有为的藩篱。
　　 康有为认为，孔、佛二教各有所长，相滋互补，“无孔教之开物成务于始，则佛教无所成名也”，“人治盛则烦恼多，佛乃名焉，故舍孔教无佛教也”，“是二教者终始相乘，有无相生，东西上下，迭相为经也”（注：《性学篇》，《康有为政论集》，第13页。）。同样，梁启超也认为儒佛相通，功能互补。他指出，众生大蔽无过于有“我见”，而儒佛二教一致强调克服“我见”。他说：“孔子绝四，终以毋我。佛说曰：‘无我相’。”（注：梁启超：《仁学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2页。）梁启超还指出，大乘之法与孔教教义，两相比较，无不契合，华严之菩萨行与孔子大同说，法相宗的唯识义与公羊三世说，彼此只是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他说：“大乘之法，悲智双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既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华严之菩萨行也，所谓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义。……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注：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10-111页。）在康、梁看来，儒佛二教的相通，实有益于新孔教的创立。“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于国民精神的充实，信仰体系的确立都是大有好处，用不着拒斥和攻异，只须融合和汇通，即能完成此项伟业。
　　 再次，他也象康有为那样认为佛教就是普度众生之教，佛法就是救国救民之法。他说“佛为一大事业出世，说法四十九年，皆为度众生也。若非为众生，则从菩提树起，即入涅槃可矣。孔子之立教行道，亦为救民也。……故佛法以慈悲为第一义，孔教以仁慈为第一义。”（注：梁启超：《证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59页。）为此，他曾向谭嗣同阐扬师门关于以苦行求出世间法，唯有苦行出世，才能奋身入世救民于苦难，救国于沉渊。他说，“出世间者，当伏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入世，以普度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要做到极处；不问如何极烦极琐极困苦之事，皆当为之，不使有顷刻安逸。二者之间更无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狱也。”（注：《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第467-468页。）这一“世间、出世间之法”，使谭嗣同大为膺服，并以其为变法事业而流血的最高践行，完成了这一修行过程。
　　 出于这一认识，言论好走极端的梁启超更极力强调宇宙的广大、久远和复杂，“我”之渺小、短暂和虚幻，以至得出“我”绝无可私、绝无可爱的物我中心主义结论，他说，“今夫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之星界，如此其广大；我之一身，如此其渺小。自地球初有人类，初有生物，乃至前此无量劫，后此无量劫，如此长；我之一身，数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质，如此其复杂；我之一身，分合六十四原质中之各质组织而成，如此其虚幻。然则我之一身，何可私之有？何可爱之有？既无可私，既无可爱，则毋宁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注：梁启超：《仁学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32页。）。弃小我而求大我，舍一身而行大道，眼前即便是刀山火海、万丈深渊，也敢于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这一理念，无疑是维新志士们大义凛然地、毫无私心杂念地投身于变法事业的最重要的精神导因。